三个文化接触地带自然条件的差异和氏族对自然条件的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的三个接触地带，正与李四光先生提出的巨型纬向构造体系即阴山东西褶皱带

　　(一)阴山山脉以北地区

　　阴山北坡连接辽阔的蒙古高原，地势平缓，广布低丘陵与沙丘，海拔在1000～1500米之
间^［35］。但是阴山南坡则颇陡峭，以1000米的落差直降到黄河河套平原，所以阴山南北地形上的区别还是很大的。蒙古高原东部的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气候比较温和，年降水量在150～450毫米，草被较好。蒙古高原西部的巴彦淖尔盟、乌兰察布盟，年降水量100～150毫米，不适于农业。所以内蒙古高原东部和西部在自然环境上是有差异的。

　　这里的气候条件，已为大义发泉孢粉分析所证实。大青山后察哈尔右中旗大义发泉遗址，位于海拔1500米以上的干燥寒冷地带，刮削器的打制工艺，虽然有一定原始性，但是从一些圆锥状石核上看，打下的石叶痕迹，既长且窄，间接剥片工艺水平很高，因此这个遗存应属新石器时代。由于花粉含量不多，证明当时植物并不繁茂，而花粉组合的共同特征几乎全为耐旱的蒿属，藜科植物和麻黄属的小灌木植物，乔木花粉有松属和栎属，所以当时附近山地有松属、栎属等乔木，而低丘陵上则分布有蒿、藜和麻黄，大体接近今天该处的荒漠草原植被^［36］。这种植被考察是颇有意义的，因为植被是土壤、温度、雨量、生物和历史的综合产物^［37］。气候亦与今天的干燥情况相同。在花粉中未发现禾本科花粉，  也未见作物花粉表明在这样干冷的自然条件下，是不可能有农业存在的。特别是西部年降水量在100～150毫米之间，高大的农作物也是不可能生长的。上述的苏尼特遗存和乌科套海遗存都是处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的，因而不可能出现有关农业的石器，而只能出现大量的细石器，用于切割兽肉的石叶和修理骨器的刮削器。这种自然环境下的野生动物，是狩猎经济手段出现的条件。西拉木伦河大草原上距今约四千多年的富河文化，虽然发现了定居的房址和少量的锄形石器，证实有微弱农业的存在。但是出土的动物骨骼，则有野猪、鹿类、黄羊、狗獾、松鼠、狐，以及犬科和洞角类动物^［38］，多属山地森林动物，草原动物极少。暗示草原出现畜牧业较晚，是颇耐人寻味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特点，有了农业，也多出现了家畜，可是在这个遗址上虽然有点农业，但是却未见家畜。像巴丹吉林沙漠那样的自然条件，因为不可能种植农业，自然也不可能与农业一起出现家畜。过去日本考古人员提出过草原新石器时代出现了畜牧业^［39］，可能迄今尚无证实草原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畜牧业的标本。那么草原上的畜牧业到底是如何出现的呢?很可能从狩猎的动物中驯化成牧畜，开始山居，继而转向草原，推断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更可能到了金属时期。这是个重要学术课题，值得继续探索。

　　(二)阴山——秦岭之间

　　秦岭延伸为桐柏山，海拔2000～3000米，而秦岭至阴山之间属黄河流域，黄土主要分布在秦岭以北^［40］，黄土状岩石(次生黄土)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秦岭一月温度在0℃线以下^［41］，由于北坡陡峭，季风影响不到，年平均降水量为250～500毫米，华北平原年降水量为750毫米，所以黄土高原是较干旱的地方。秦岭北坡为华北落叶阔叶林，南坡则杂有亚热带阔叶常绿林，所以秦岭也是古北界和东洋界动物在我国东部的分界线^［42］。可知秦岭以南和以北自然条件的差异是很大的。

　　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证明，距今约7000年的河北磁山遗址，发现了猕猴(Macaca　mulatta Zim mermann)和花面狸(pagumalarvata Hamilton-Smith)。关于猕猴今天虽然有河北兴隆山地是世界灵长类分布最北限的记录，但猕猴主要还是分布在长江流域，而花面狸更是热带和亚热带
的种类^［43］，表明当时气候比现在稍暖。到距今约五千年的半坡遗址则发现了竹鼠(Rhizomys Sinensis Gray)和獐(Hydropotes inermis Sw.)^［44］。竹鼠骨骼也见于河南的仰韶文化遗址之中。竹鼠和獐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今天秦岭以南仍见竹鼠的记录。竺可桢先生根据这些资料推断当时气候比现在要高2～3℃^［45］。黄河下游的兖州王因三层，距今约六千年，发现了不少扬子鳄（Alligator sinensis)骨骼^［46］，稍后的大汶口也发现了扬子鳄，今天华北地区扬子鳄已经绝迹，南移到北纬30°～31°之间的长江流域，证明当时气候也是稍暖的。

　　当时黄土高原上虽然干旱，但气候稍暖，而粟正是生长期短、耐干旱的作物，这个自然环境是适于粟类发育的。河北磁山在88个窖穴中发现了数以万斤计的粟粒和粟(Setaviaitalica)
灰^［47］，远在七千年之早，但数量如此之大，实在惊人，使我们不能不重新估计当时所达到的颇高的生产水平。与磁山略属同期的遗址，无论河南新郑裴李岗和山东滕县北辛，都发现了石磨盘和石磨棒作物加工工具，从而表明当时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上已经种植了粟类。但就我国新石器时代整个阶段来说，磁山仅能代表中期，而不是早期，所以磁山粟类也不是最早的粟类。磁山的粟类是一种山上农业，从更高的山地去寻找更早的粟类是有道理的。我国野生狗尾草有8种^［48］，而秦岭有4种^［49］，所以黄土高原是粟作农业起源最有希望的地带。

　　磁山文化以后的仰韶文化发现的粟类遗存有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华县柳子镇、泉护村、洛阳王湾^［50］、临汝大张；大汶口文化有胶县三里河，证明粟类种植地域益广。同时从遗址所在的地形考察，磁山文化遗址最高，其下是仰韶文化遗址，再低是龙山文化遗址，所以从较高台地转向较低台地，是不断扩大粟类种植面积的发展趋势^［51］。

　　从事粟作农业的仰韶氏族，在种系特征方面，与现代蒙古人种的东亚和南亚支系比较接近，并以接近南亚支系的程度较大，与新石器时代的南亚类型也比较接近，同样从事粟作农业的大汶口氏族在体质上，与仰韶氏族存在更接近的关系^［52］。这些都是黄河流域粟作农业的主人。

　　黄河中下游是磁山遗存、裴李岗遗存、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等文化分布的地区，而这些文化都属粟作农业经济类型，同时也都与以草食动物为主的猪等家畜相共存。所以这种粟作农业经济类型的诸文化分布到了阴山以南，以与阴山以北狩猎经济类型所代表的细石器诸文化相接触；同样粟作农业经济类型的诸文化也分布到秦岭以南汉水流域，淮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稻作农业经济类型诸文化相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