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起源的一元与多元

　　文明起源的一元与多元问题，是从两个方面而言的。一方面，文明起源的内涵是一元的，世界各地的文明都是起源于婚姻形态的变革以及随之而出现的农业革命、城市革命；另一方面，文明起源在地域上又是多元的，即世界各

　　原始时代的人类，既有个性，又有共性，但两相比较，共性更为重要，更为明显。他们各依自己的生活环境，直接摄取自然物以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沿海河的原始人，食物大多为鱼类，山区的原始人，食物为野果或动物。由于获取的食物不同，最早的工具也就有所不同，捕鱼用鱼叉，猎获动物则用弓箭之类的武器。这是原始文化的个性。但是，这种个性在原始人的文化里，并不占主导位置，而且尚可作共性看待。因为所有山区的原始人，不管是亚洲的、欧洲的、美洲的、澳洲的，他们获取食物的品类乃至工具，基本上大同小异。沿海河的原始人，情况亦复如是。所以我们从今日的考古材料中，可以发现世界各地的原始人，都曾使用过石器，都曾有过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后来又都曾有过一段用金属器取代石器的历史。   

　　在婚姻形态上，原始人都经过了由“血缘家族”到“普那路亚婚”再到“对偶婚”的发展过程，有些原始民族虽然没有发展到“对偶婚”，只能说明其发展的缓慢，而不能说明他们可以超出这一发展过程。对偶婚是原始人必经的婚姻形态。这同时说明每一个民族都有可能迎来他们自己的文明曙光。他们之间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性，但并非意味着各自所走的道路不同。正因为如此，大约在公元前三四千纪，中国、印度、埃及、两河流域以及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几乎同时进入文明社会。这时候，这些地方原本是相互隔绝的，能够在同一时期拥有共同的文明景观，只能说明文明起源既是一元的，又是多元的。所谓一元，即人类的远古历史都是按照相同的发展次序而发展下来的，各民族各地区的文明起源有着相同的进路。所谓多元，即各地区的文明都是自生自长的，并不是外来文明影响的结果。而且，这一元与多元非但不矛盾，而且是紧密相连的。确切地说就是：正因为文明起源的内涵是一元的，才可能有地域的多元性。反过来说也是这样，即惟其地域的多元，才可说明其内涵的一元性。   

　　本世纪初，西方学术界曾盛行一种文化传播论。此种学说强调文化传播现象在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用文化传播原理解释世界上不同地区文化的相似性，并将其归结为文化传播的结果。在该派学者看来，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只能在某一地点一次产生，然后再由这一原始中心向外传播，而不能被再创造。此种学说的极端观点，是英国人类学家史密斯和佩里等人的“泛埃及主义”。他们认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只有一个，即古代埃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文明最初全都起源于埃及。他们还进一步指出，古代埃及人首先发明了造船技术，正是通过海上交通，埃及人将他们的文明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   

　　文化与文明的传播，是很好理解的事情，而且也是人类正常的历史现象。但是在文明起源的问题上，则不能作如是观。那时候，各地很少交往，甚至是完全隔绝的，文明的产生与早期发展在世界各个古老的文明区自生自长，本身就是人类文化进化的结果。传播学派强调一元论，很大程度上是西欧中心主义的变种，是为他们的殖民扩张而作辩护的。比如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西方学者的解释就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   

　　早在18世纪，西方学者就认为中国文明是受埃及文明影响的，更有人认为中国人本身就是埃及的移民。19世纪，一些所谓的汉学家又认定中国文明是由两河流域传播过来的。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的象形文字同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很相似，中国的彩陶艺术亦同中亚的彩陶风格类似。   

　　不难看出，此种理论是极其荒谬的。两个地区之远古文化的相似，只能说明文明起源地域的多元性和内涵的一元性，而不能断定为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人类最早使用的都是石器，时间在几百万年以前，难道可以断定这也是文化传播的结果。那时候，各部落之间很少交往，世界各地的原始人就更不可能有什么往来。他们同样使用石器，这完全是基于人类的生存本能，以及大自然赋予他们的可能性条件。文字的发明也是如此。他们当时的思维能力以及文字最早的指称对象，都决定了文字的最早形式只能是象形的。而且从现有的发掘材料看，象形文字亦带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怎么能够断言中国的象形文字就一定是向人家学习的呢?   

　　但是我们又必须明了，文明的起源既是历史性的事件，同时又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它起端于婚姻形态的变革，引来的却是一系列的变革或新的历史事物的诞生，如农业革命、城市革命、国家的产生，私有制的出现等等。虽然我们可以将这些变革看做是婚姻形态的变革所结下的果实，但是又不能仅仅看做哲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因为同样是由于婚姻形态的变革，或者说同样是由于农业革命和城市革命，其在世界各地所带来的文明景观是大不一样的。具体说就是，在原始时代，甚至在文明起源的当儿，人类历史在内涵方面是一元的，但一进入文明社会，虽然一元性同样存在，但更多的则是多元性。之所以这样，我们今天反观各地区文明早期的历史，才会发现差异性十分明显。比如古代西方的早期文明，特别是希腊罗马时代的文明，就同中国的古代文明有着明显的差别，而且这一差别贯穿着各自的文明历史的始终。   

　　为什么在原始时代各地区的文明内涵是一元的，而到了文明社会会出现差异?原因是：   

　　第一，原始人知识单纯，其对自然万物的认识通灵直透，尽管不甚真切，但却没有多少曲折，更少理论纠缠。文明人则不然。他们不仅需要认识自然，更需要认识社会，认识人生。即是说，文明人需要面对自然、社会、人生三个世界。而原始人只需面对自然一个世界。面对三个世界的文明人，必须创立起三种文化系统，或曰三种智慧。三种智慧意味着人们文化创造行为的三方面投入。投入的多寡和怎样投入，直接决定着文明人所创造的历史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第二，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亦始终受着自然环境的制约。原始人创造活动不多，主要依赖于自然界。而文明人则有所不同，他们不仅依赖自然，同时又能在自然世界之外创造出一个人化世界。人化世界既得自于人们的创造性思维，同时又必须依赖于自然条件。再者，自然条件的不同亦可间接地导致人们的创造性思维的不同。这样，生活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中的文明人所创造的人化世界也就不同。   

　　第三，社会和人生这两个世界完全是人类自己的事情，是他们走出原始社会之后，面对财富和权力的诱惑和由之而引起的人际争斗，以及由争斗而引起的灵魂不安，而创造出来的新的文化成果。其内容虽十分广泛，但不外宗教、伦理、政治、经济诸端。社会与人生问题是人类共同的问题。照道理，这两个世界的历史图景在各民族也应该是同一的。但是，由于各民族文明早期的发展条件不一和方式不一，亦决定着他们在这两个世界所创造的历史也就有所不同。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网页编辑：孟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