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文化的区别文明与文化是两个很不易区别的概念，学者们对二者的运用也常常是混淆的。例如本书名为《中国文明史》，但是如果以《中国文化史》为书名，亦未尝不可。
然而，这二者毕竟又是有区别的。我们常说古代文明、
地中海文明、黄色文明、蓝色文明，而不将其称作文化，也是有道理的。本书称作《中国文明史》，而不是《中国文化史》，亦有学理上的考虑。区别大致是：1.谈一个民族的文化史，必须从原始时代开始，石器时代不可省略，而且必须以考古发掘为背景材料。如谈中国文化，就必须从元谋人、北京人说起，更不可省略马坝人、丁村人、河套人、山顶洞人或河姆渡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等原始人的文化。而谈中国文明，则无需从它的文化源头说起，更无必要溯源到旧石器时代。即便谈其远古时代，亦主要以神话传说为背景，而不是偏重于后世的考古发现。2.从历史的横断面看，文化史是相对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而言的，而文明史则将政治、经济、军事涵括其中，内涵要丰富得多，几乎可以与“历史”一词同义。当然，文明史又不能等同于“历史”，“历史”注重的是王朝政治、人物事件，而文明史注重的是历史的内在精神，或者说给历史的表象以精神的说明。
文明与文化两个概念之所以容易混淆，一是因为二者本身相重叠的地方较多，二是由于人们对“文化”一词理解得过于宽泛。
20世纪是一个最喜欢谈论文化的世纪。西方人谈，中国人也谈；学者们谈，平民百姓也谈。似乎不谈论文化，就是一个没文化的人。
西方人谈论文化，掀起兴头的是因为文化人类学的兴起。他们将新发现的形形色色的原始部落的生活样式和风俗习惯，统称为“文化”，并且将“文化”作为基本概念而比较人类历史的各民族差别。中国人谈文化，是同本世纪救亡启蒙这一时代主题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关心的“文化”同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热心于原始文化，陶醉于原始人的粗野天趣、神秘怪诞的文化风格之中，而中国人所醉心的是西方文化，忧心的是中国文化，确切说是想通过两种文化的比较而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谋求新路。此种状况，直至20世纪80年代乃至世纪末的今天还是如此。也可以说，西方人所谈论的文化，更切近于文化的本义，而中国知识界所说的文化，很大程度上与“文明”同义。这也是本书不称《中国文化史》而称《中国文明史》的主要原因。
由于这几十年来“文化”成为最热门的话题，所以“文化”一词也就泛滥成灾。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化”几乎成了灵丹妙药。似乎只要加上“文化”二字，任何现象都可以变得高雅起来。于是就有了“酒文化”、“茶文化”、“菊文化”、“松文化”、“竹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等名称和学问，甚至还有“狗文化”、“马文化”、“厕所文化”等令人哭笑不得的荒唐说法。
“文化”，德文为kultur，英文和法文均为culture，都是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拉丁文的cultura，有多种含义，如耕种、居住、练习、敬神、留心等，但主要的是耕种的意思。故农业在英文中为agriculture，丝织业为silkculture。可以看出，西方人的所谓文化，原只是谋生的一种手段，所指的主要在物质层面。只是到了近世，特别是20世纪，由于文化学、文化哲学成为一门显学，“文化”的含义亦开始人见人殊。据说，对其定义已达一百六十多种，而且还可能有新的定义出现。如此多的定义，足见“文化”一词究竟何指是很难说清楚的，至少在西方学者那里是如此。
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为了救亡和启蒙，也大谈特谈文化问题，认为西方人之所长吾人之所短，均因文化之差异。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前途取决于文化的定向。不论是保守主义的传统派，还是自由主义的西化派，都将自己的学思放在“文化”二字上，同时对之做出各种不同的理解。梁启超认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梁漱溟则把文化定义为“生活的样法”，或“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故适也认为：“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可见，这些先驱们都是在广义上理解文化的。用梁漱溟的话说：“文化之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
在中国的远古时代，“文”与“化”并未连在一起。“文”，《说文》释为“错画”，即文字的意思。原始人的刻痕就是“文”的一种。“文”与“纹”原为一字。“纹”即纹饰。而“化”，即为“华”和“花”，同样是纹饰的意思。可见，“文化”在中国先民那里，是一种符号性的东西。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人类的文化创造，也就是创造一个符号的世界。按此种含义理解，中国先民对文化的理解，最符合文化的本义。大约在周代之后，由于对社会教化的强调，“文化”遂被理解为伦理道德之义，“文”的含义是相对于“野”而言的。《易传》：“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说：“文质彬彬”，都是在教化的意义上说的。汉以后，学者们开始“文化”连称。刘向《说苑》称：“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补亡诗》云：“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曲水诗序》中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讲的都是文治教化的意思。
“文明”一词，英文和法文均为civilization，亦来自拉丁文civil。civil的原义为公民、国家、政治的意思，后引申为文雅的意思，大约相当于汉语中的相对于“野”的“文”。在古代西方人看来，他们是文明民族，就在于他们过的是公民生活，参与城邦政治。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就是在这一文化背景里给人定义的。当时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将自己看做是文明的，而将其他民族看做是野蛮民族，主要也在于他们认为其他民族没有城邦政治，没有公民生活。这一基本看法，直接为近代的西方哲人所沿袭，并扩大到人文修养方面。比如康德在他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中就说道：“我们通过艺术和科学达到了很高的修养，我们太文明了，以至繁文缛节成了累赘。”更为甚者的是，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也是基于这一信念的，即自认为只有西方人才是文明民族，他们对世界各族人民的掠夺，乃是用先进的文明去拯救野蛮的民族。
古代中国人对于“文明”的理解，大体上与西方人相同。《易经·乾卦》即有“天下文明”一句，唐人孔颖达解释为：“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文章而光明也。”《贲卦》：“文明以止，人文也”，孔颖达又解释为：“文明，离也，以止艮也。用以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不难看出，在古代中国，从周代以后，“文明”与“文化”的含义几乎是等同的，都是文治教化的意思。中国人自称为“礼仪之邦”，也是从这一含义而言的。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与“文明”归结为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区别：“文化”是人类相对于动物状态的一种禀赋，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而“文明”是相对于人类自己的野蛮状态而言的，重在文治教化、礼仪规范、德性修为之方面。正惟如此，我们才说人是文化的动物，而不说人是文明的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