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起源何以可能

　　人类把自己分为野蛮人和文明人两大部分，将其历史分为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两大阶段。虽然从整体上说，野蛮与文明的分野是人类进步的结果，属于历史范畴，但是二者又不仅仅是历史发展的阶段性问题。在同一民族的同一时

　　但尽管如此，文明比野蛮毕竟要年轻得多。人类已有几百万年的历史，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野蛮状态度过的。只是到了几千年前，人类才开始迎来文明的曙光。   

　　迎来文明的曙光，是人类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步。没有这一步，今日人类一切文明成就都是不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为什么人类经过几百万年的发展，只是到了最近几千年，才会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者说，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人类历史发生这一根本性的变化?   

　　对此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多种答案，如农业革命说，城市革命说，国家说等。这些说法，最重要的是农业革命说。因为城市和国家都是后于农业而出现的，或者说都是农业的出现必然带来的结果。其中的关系，按照人们以往的理解是：农业出现之后，人类由漂泊而定居，于是便有了村落；村落发展到城市，便产生了国家，一个城市也就是最早的一个国家。在此过程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私有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具体情形是：农业使产品有了剩余，人类遂分裂为两大阶级，有了等级的区分。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建立起国家机器。   

　　但问题是，如果说城市和国家皆导源于农业，那么农业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们的祖先为什么会由采集经济转变为农耕经济呢?   

　　对此，人们的通常解释是：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类只知道采集野果，而不知植物的生长规律。一天，人类突然发现植物是一年一个生长周期，先年的种子在来年可以生根长苗开花结果。于是，他们把种子播在住所的周围，农业也就由此而产生了。此种说法，尤其为信奉唯物史观的历史学家所认同，作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典论据。但是，如果将此问题作深入考察，则不难发现有待商榷的地方颇多。   

　　第一，农业发明之前，人类已有几百万年的采集经验，对于植物的生长周期不可能没有认识。他们年年采集，每一年的同一时期都能采集到同一类果实，对于其生长规律，应该说早就是知道的，而不是到最近几千年才有此种认识。   

　　第二，农业出现之前，人类通过采集经济已经生存了几百万年，说明采集经济足可维持他们的生存。那时候，人口少，野果多。如果不是由于其他原因，人类是没有必要变采集为农耕的。   

　　第三，对于原始人来说，采集是件很轻松的事，只是举手之劳，而农耕则要艰难得多。当时，到处是荆棘莽丛，森林沼泽，没有现成的土地。为了种植，原始人只能凭着十分笨拙而粗糙的石器，刀耕火种，不仅产量低，而且十分辛劳。如果不是别的原因，他们也是不会变采集为农耕的。   

　　第四，原始社会，男的狩猎，女的采集。这是一种极其自然的社会分工。其最大的好处是人人都可劳动，男女两性都可为群体的生存贡献力量。而农耕经济打破了这一自然分工。原始农业劳动强度大，必须由男人作为劳动主体。这样一来，男人的劳动量增大，既要狩猎，又要农耕。而妇女由于体力的缘故，不得不退出生产领域。很显然，这样一种社会分工本身也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出于非经济的因素之约束，原始人亦无必要改变他们原有的男女分工的模式。   

　　第五，与农业同时出现的是畜牧业。畜牧业是变狩猎为牧养。在此之前，人类不可能不懂得牧养的道理，情形一如农业。他们之所以没有走到这一步，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是因为没有必要。特别是，畜牧业和农业几乎同时产生，说明二者是出于同一需要，而非人类知识增长的结果。否则的话，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人类在经过漫长的采集和狩猎的经济生活之后，采集和狩猎会同时地被农耕和畜牧业所代替。   

　　如果上述几点可以成立，那么长期以来被人们所认同的文明起源理论，就有重新思考的必要。在文明起源的过程中，农业革命虽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却不是文明起源的根本原因，也不是文明产生的标志。或可说，农业革命只是结果，是由另一种因素导致的。而这一因素，就是原始人婚姻形态和婚姻观念的变革。   

　　恩格斯曾说，人类有两种生产，一种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种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这两种生产，在文明社会，很难说孰轻孰重，但是在原始人那里，人类自身的生产却比生活资料的生产重要得多。原因是：1.种的繁衍是人类自己的事，而生活资料的生产，在农业和畜牧业产生之前，则与人类无关。他们的生存所依，一切都赖于大自然的赐予。甚至可以说，那时候，人类还谈不上生活资料的生产。2.种的繁衍直接关系到原始人的生存。为了同别的部落争夺生存空间，或为了狩猎的需要，他们必须保有一定的人数。在当时的生活水平下，原始人不仅寿命短，而且成活率低。此种状况决定了生殖更显得重要。只有多生育，才能维持部落相对稳定的人数。   

　　然而，种的繁衍虽是人类自己的事情，但是在原始人那里，他们对于生育的知识又是懵懂无知的。   

　　起初，他们像动物一样，实行的是杂交的男女关系，无婚姻之可言。只是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即二三十万年前，他们才知道按辈分发生性行为。同辈的人互为夫妻，所有的兄弟姊妹都可作为性伙伴。这一阶段，按照摩尔根和马克思的说法，叫做“血缘家族”。   

　　大约到了两三万年前，人类的婚姻形态又由“血缘家族”发展到“普那路亚婚”，即族外婚。按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的，这一婚姻形态是逐渐实行的，“大概从先排除同胞的(即母方的)兄弟和姊妹之间的性关系开始，……最后甚至禁止旁系兄弟和姊妹之间的结婚。”但是这种婚姻仍然是群婚的性质，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到了新石器时代，“普那路亚婚”为“对偶婚”所取代。对偶婚的特点是一夫一妻制，虽然婚姻的缔结尚不牢固，随时都有解除婚姻关系的可能，但在人类的婚姻史上，却是一场划时代的革命，即对群婚时代的告别。这场革命发生的日期，大约在一万年前，即农业和畜牧业产生前不久。   

　　由群婚发展到对偶婚，不仅是婚姻形态的变革，更主要的是原始人社会生活和观念形态的变革。过去，群婚制的性行为可以在众目睽睽下进行，没有回避的必要，而对偶婚由于一夫一妻制的相对稳定性，性行为必须有所回避。而这就是文明的起点，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的曙光。正如维科在《新科学》中所说的：男人一旦把女人拉出山洞，即标志着文明的诞生。   

　　维科所说的“山洞”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原始人本来就是住在山洞里，而且为了安全起见，一个群体必须住在同一个山洞。如此决定着，山洞只能适应于群婚制下的原始人居住，而对于对偶婚的性行为，则显得不便。因为整个群体都在一个山洞，性行为是很难回避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始人走出了山洞，开始在平地上建造房屋。房屋不同于山洞，既可以相互隔开，又能使整个群体住在一起。换言之，它既可做到性行为的回避，又可保障群体的安全，实际上，原始人当时的技术水平，修建的房屋是极其简陋的，其舒适的程度甚至不如山洞。例如，山洞冬暖夏凉(这对原始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而简陋的房屋远远达不到这一点。他们之所以要告别山洞，就在于山洞不适合于一夫一妻的对偶婚。   

　　对偶婚及其性行为的回避，对于人类历史、文化乃至观念的变革，具有重大的意义。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刷新了人类历史，使人类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文明。   

　　第一，人类由洞穴走出，开始建造房屋，从此有了建筑业，有了宫室和美厦。   

　　第二，房屋的建造使定居成为可能，并由之而形成村落，形成城市，形成国家。   

　　第三，房屋是人类最初具有实质意义的私有财产。可以说，私有制并非首先是土地的私有，而是房屋的私有。私有制的产生，其结果便是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同时也是一切社会争斗的开始。   

　　第四，对偶婚的排他性导致禁忌的产生，首先便是对性器官的遮掩。在此之前，人类没有必要遮遮掩掩，而对偶婚促使男人和女人用树叶或兽皮将性器官掩盖起来。由此，人类有了服饰，有了对裸体的羞耻感。   

　　第五，对偶婚的排他性，同时意味着性行为对生理本能需求的超越，而上升为一种审美的高度。从此，人类有了爱情，有了情爱和性爱的神秘和神圣。   

　　第六，对偶婚的排他性，直接导致两性引力的产生。为了获取爱情，获得性的满足，人类发明了艺术。原始人的歌唱和舞蹈，很大程度上皆发端于此。虽然艺术的起源可能有多种原因，但两性的引力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动因。   

　　第七，对偶婚的排他性，使人类的争斗显得更为频繁。原始人(包括文明早期的人)的战争，自从一夫一妻制确立之后，目的不外两种，一是争夺生存空间，二是为了争夺女人。女人之所以成为争夺的对象，就在于对偶婚的产生，使女人成了审美的对象，成了争夺的对象。同时，人类为了消弭由此而引起的纷争，为了维持一夫一妻制，订立了各种规范，尤其是产生了各种禁欲主义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