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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草原历史文化的发展与各族人民的贡献


舒振邦

  元代蒙古地区的阶级关系主要是封建领主和牧奴两大对立阶级。封建领主阶级占有肥沃的牧场和数量不等的牧奴,以及享有种种封建特权,对广大牧奴、奴隶和各族人民实行残酷的封建压迫与剥削。广大牧奴是畜牧业生产的承担者,只拥有少量的牲畜和生产生活用具,并在指定的牧地上放牧牲畜,

缴纳一定的贡赋。还要为封建领主从事额外劳动,如打井、剪毛、挤奶、擀毡,以及无偿放牧、围猎等。每逢征战,凡年满15~70岁的男子,都要自备马匹、衣甲、武器和干粮,奉调服兵役。或者自备饮食去服站役,无代价地向过往官员兵丁等提供食宿、马匹和饲料。生活在社会低层的奴隶更为悲惨,他们是主人的私有财产,世代为奴,所受压迫和剥削尤为惨重。   

  明代北部地区较为混乱。原有的大小蒙古封建主除少数臣服明廷外,其余相继割据,互相攻伐,或与明廷对抗。为此,明代对蒙古地区采取严厉的经济封锁政策。这样就断绝了与内地的联系,造成蒙古族人民生产生活上的困难,“爨无釜”,“食无茶”,“衣无帛”。蒙古族牧民反对封建割据和无休止的掠夺战争,也反对明朝的经济封锁政策,要求恢复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他们冲破禁令,通过走私贸易,发展与内地的经济交往。16世纪中叶以后,蒙汉人民之间的私市贸易十分活跃,东起辽西,西至嘉峪关,绵亘万里的蒙汉毗邻地区,都有两族商民活动的踪迹。 

  直到明代中叶以后,土默特蒙古封建主俺答汗才与明朝建立了正常的贡市关系,蒙古社会经济又得到恢复和发展,牲畜大量增加。俺答汗本人拥有马40万匹,羊、驼和牛近百万头(只)。其他封建主所有牲畜头数也在数十万头(只)以上。互市贸易也有相当规模,明隆庆五年(1571年),初开马市交易为7000匹,十年后,仅宣府、大同、山西三镇每年易马都在5万匹以上。如果将整个北部沿边地区的马匹交易计算在内,其成交数额将是十分惊人的。蒙古是小型畜牧业经济,马匹的繁殖增长是伴随着牛羊的发展而发展的,牛羊数目自然要比马的数目大得多[74]。除畜牧业迅速恢复发展外,农业的发展是蒙古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兀良哈三卫(福余、泰宁、朵颜,均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境内)的农业,在明朝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又有很大发展。在呼和浩特附近的土默特地区,由于俺答汗鼓励内地汉族农民前来垦殖,到16世纪末期汉族农业人口曾达到10万人左右。他们建立村落数百,种田万顷,每岁收成“可充众食”。许多蒙古族牧民也学会汉农的农耕技术,以农养牧,大大改善了自己的生产条件,扩大了家庭收入来源,加强了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注释

  [1]斐文中、贾兰坡:《山西襄汾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8年。

  [2]贾兰坡、龙玉柱:《山西怀仁鹅毛口石器制造场遗址》,《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中国境内的原始人》,第81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

  [4][5]《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

  [6]《太平御览》卷七九《黄帝轩辕氏》。

  [7]《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索隐》。

  [8]详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07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三章,第七节,第153页;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三《鬼方昆夷狁考》。

  [9]《管子》卷二三《揆度》。

  [10]参见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及《中国史稿》、《绥远通志稿》、《北狄与匈奴》等书。

  [11]《辽宁克什克腾旗天宝同发现商代铜》,《考古》1977年第5期。

  [12]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第二《犬戎狁与太原》。

  [13]《诗经·小雅·六月》有“薄伐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14]《诗经·小雅·出车》有“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狁于襄”。

  [15]参见王应麟《诗地理考》,第3卷及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第二。

  [16]《史记·周本纪》及《匈奴列传》。

  [17][29][30][36][73]《史记·匈奴列传》。

  [18]《左传》襄公四年。

  [19]《左传》襄公十四年。

  [20]《绥远通志稿》卷一上。

  [21]《史记·赵世家》“我先人败林人于任”,《正义》谓林胡即“林人”。

  [22]《魏书》卷一《序纪》。

  [23]《史记·赵世家》。

  [24]《水经注》卷三引《竹书纪年》。

  [25]《战国策》卷一九《赵第二》。

  [26]《观堂集林》卷二二《胡服考》。

  [27]参见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第二编《魏西长城》。

  [28]《史记·赵世家》。

  [31]参《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第一编及第四编《战国时期》。

  [32]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我盟近几年来所发现的战国货币》,《文物通讯》1965年3月第5期。

  [33]《辽宁西丰西岔沟古墓群为乌桓文化史迹论》,《考古》1961年第6期。

  [34]《史记·秦始皇本纪》。

  [35]《史记·主父偃列传》。

  [37]《史记·秦始皇本纪》。

  [38]《水经注》卷三。

  [39]《汉书·王莽传》。

  [40][41]《史记·主父偃列传》。

  [42]《汉书·晁错传》。

  [43]《史记·货殖列传》。

  [44]《汉书》卷一○○《叙传》上。

  [45]详见《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第一章,第三节“林胡与楼烦”。

  [46]详见《日知录集释》卷二九“楼烦”条。

  [47]《史记·匈奴列传》注引《索隐》提到“秦筑长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斡宛集》注引《名臣奏》也提及“秦始皇遣蒙恬筑长城,徒亡出塞”的事。

  [48]《汉书》卷五一《贾山传》。

  [49]《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卷六《秦始皇本纪》。

  [50]见《光明日报》1975年2月6日,《敖汉旗老虎山遗址出土秦代铁权和战国铁器》,《考古》1976年第5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绥远通志稿·金石类》,《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51]参见《观堂集林》卷一三,第605~606页。

  [52]《管子》称秦为“秦戎”,《谷梁传》称秦为“狄秦”,《公羊传》曰“秦者夷也”,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第二)说“秦为戎族”、“秦即犬戎之一支”。

  [53][54][55][57][60][66]《汉书·匈奴传》。

  [56]《盐铁论·力耕》。

  [58]《汉书·匈奴传》及《韩长孺传》。

  [59]《汉书·武帝本纪》。

  [61][64]《汉书·食货志下》。

  [62]《汉书·食货志上》。

  [63]《汉书·武帝本纪》。

  [65]见《汉书·地理志》及《绥远通志稿·矿业》。

  [67][68][69]《后汉书·南匈奴传》。

  [70]《后汉书·窦宪传》。

  [71][72]《三国志·魏志·鲜卑传》斐松之注引王沉《魏书》。

  [74]白振声:《茶马互市及其在民族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网页编辑: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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