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祖国北疆的内蒙古地方，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是我国北方各族祖先劳动、生息和开发的地区。地下考古发现表明，在内蒙古萨拉乌苏河两岸发现过有名的“河套人”和“河套文化”，在札赉诺尔、赤峰等地也发现过旧石器时代遗物。
解放后多次对
“河套人”的出土地点进行考察，发现了一些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和旧石器，大大丰富了“河套人”及其文化的内涵。特别是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发现了被命名为“大窑文化”的石器制作场，这是内蒙古自治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其制作加工的石器，无论从器形上，还是从制作技术上，都与山西襄汾的丁村［1］和怀仁的鹅毛口遗址出土物［2］非常相似。而且在内蒙古自治区萨拉乌苏河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札洞沟等地，发现过约20万年前的人类门牙一枚及许多的石器，门牙与山西丁村人牙齿极为相近［3］。可见早在旧石器时代，我国北方，包括今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在内，就与祖国内地在创造各自地区的文化和石器制作上，是一脉相通，相互联系，互相攸关的。
传说时代，祖国北方居住着许多不同的氏族和部落。《史记·匈奴列传》一开始就讲：“唐(尧)、虞(舜)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4］《汉书·匈奴传》所记与《史记·匈奴列传》大体相同，不过将“北蛮”写作“北边”而已。说明在唐尧、虞舜以前，祖国北边就居住着被称为“戎”或“猃狁”(亦作猃允、严允、
狁)、“荤粥”(或作薰粥、熏粥、獯鬻)的古之所谓“戎狄”。
传说中的华夏族的祖先——黄帝，原先居住在西北地区，过着迁徙无常的游牧生活。据说，黄帝为了“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
、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5］。
黄帝教与炎帝战于阪泉（今属河北）之野的所谓“熊、罴、貔、貅、
、虎”，实际上就是以此六种野兽为图腾的氏族或部落，如黄帝号有熊氏，即黄帝族曾以熊为图腾，而且在以野兽命名的六个氏族或部落中居于首要地位，黄帝统率以熊、罴、貔、貅、
、虎为图腾的各族首先战胜炎帝族，接着又“禽杀蚩尤”，便统一天下而被尊为“天子”。《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被尊为天子后，尝“东至于海，及岱宗。西至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太平御览·黄帝轩辕氏》引《史记》则作黄帝“北亟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6］。邑于涿鹿，即都于涿鹿。“合符釜山”，就是黄帝“合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于釜山，犹禹会诸侯于涂山然也”［7］。
黄帝所都之涿鹿，以及会合“诸侯”之釜山，虽然具体地点至今看法还不一致，但其方位都不出我国北方地区，特别是黄帝所至的荤粥，与古史上出现在我国北方地区，主要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熏鬻、
狁、休浑、犬戎、匈奴，均一音之转，史学前辈早已言之［8］，这对黄帝族与荤粥在经济上互通有无，血统上互相融合，文化上互相交流，都是具有一定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相传黄帝以下的尧、舜时期，为了沟通南北之间的物资交易，曾“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使“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9］，促进了南北之间的交换关系。
《墨子·节葬》篇有“尧北教乎八狄，舜西教乎七戎，禹东教乎九夷”之说，而“八狄”，《周礼·职方氏》及《礼记·王制》孔颖达疏引李巡注《尔雅》作“五狄”，并云“五狄在北方”：“一曰月氏，二曰秽貊，三曰匈奴，四曰单于，五曰白屋”。其实，《墨子》、《周礼》等书所谓的“八狄”、“六狄”，“匈奴”、“单于”，都是春秋战国以后的追述之辞，尧舜禹时期的北方游牧之族，既不称之为北狄，也不称之为匈奴，更谈不上有单于，而是《史记·匈奴列传》所追述的当时居于北边的“山戎、猃狁、荤粥”。从此亦可见到居于北边的“山戎、猃狁、荤粥”，与唐尧、虞舜和夏禹，并非漠不相关，而是声教相通的。
自有文字的殷商时代起，甲骨文就有关于“鬼方”、“土方”、“工口方”的记载。据考证：鬼方故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土方；工口方的活动地区则在今山西陕西北部及内蒙古河套一带地方［10］。同时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出土了商代的铜虞、陶虞、陶箪等器物［11］，这不仅说明了内蒙古地区和商王朝有经济文化上的往来，同时也说明了商朝对内蒙古地区的开发起了一定的作用。
根据文献记载，周朝建立前后，活动在内蒙古地区的兄弟民族，有“獯鬻”、“猃狁”、“犬戎”等族。其字皆从“犬”，从此可以看出它是中原统治阶级强加给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从事狩猎或游牧的特征。周人和这些从事狩猎或游牧的獯鬻、猃狁、犬戎的关系一直是密切的。所以孟子说，“大王(古公颤父)事獯鬻”，“文王事混夷”(《孟子·梁惠王下》)。《国语·周语》说周穆王曾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这里所谓的白狼白鹿，显然是我国北方民族犬戎以狼或鹿为图腾的氏族或部落之名。《竹书纪年》及《后汉书·西羌传》说穆王西征犬戎，取其“五王”，遂迁犬戎于太原。朱右曾、蒙文通都说太原即战国时的
九原［12］，其地在今包头西北。说明到西周时，周王朝的势力已经到达内蒙古包头一带。
周宣王时，他一面派尹吉甫攻打猃犹，一直打到太原［13］。另方面他又命大将南仲筑城朔
方［14］，加强军事驻防力量。朔方，据前人考证在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的杭锦后旗境内［15］，可见内蒙古河套地区，在周宣王时已经开始筑城，直接置于周王朝的统治之下。而犬戎也在周幽王时，联合缯及申侯共同推翻了西周的统治［16］，说明到西周时，活动在内蒙古地区的“犬戎”已经强大，因而由北而南，向中原地区发展，并且曾“取周之焦获，而居于泾渭之间”［17］。
春秋时代，活动在内蒙古东西部地区的兄弟民族，当时见诸记载的有林胡、楼烦和东胡，史籍一般称之为戎或戎狄。戎字，按照王国维《鬼方昆夷
狁考》的解释，“其字从戈从甲，本为兵器的总称。引申之，则凡持兵器以侵盗者，亦谓之戎”。狄字，同翟，《绥远通志稿》卷一上说是“蒙语称众，称部之意，亦即现今的忒、特等字”。“古代中原不明北族称众，称部之义，而听其语尾多作特，忒之音，遂概呼之曰翟或狄”。当时与林胡、楼烦、东胡邻近的晋国就与戎狄互相交易，甚至以“货”易取戎狄的土地［18］。晋文公时，晋国的势力还进入、洛之间的戎狄根据地，而戎狄也不断进入晋国境内，成为晋国的“不侵不叛之臣”［19］，和晋国人民结合在一起。
战国时，活动在内蒙古地区的兄弟民族，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林胡、楼烦、东胡以外，还有新强大起来的匈奴，他们都统称为胡。胡字即东部蒙古语“忽孟”或“混”的译音，意译即为“人”的意思［20］。所以《史记·赵世家》称林胡为“林人”［21］。林胡或林人，也就是林木中的百姓。其主要居住地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附近的大青山一带的深山老林之中，他们对呼和浩特地区的开发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匈奴”二字，读得急了，也就是胡。它是在战国时才强大起来的，其诞生和兴起的历史摇篮，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河套和阴山地区。《汉书·匈奴传》载郎中侯应曰：“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这就是史书上所提到的“匈奴之故地”。《魏书·序记》说拓跋鲜卑的祖先从其发源地大鲜卑山出发，经过长期的辗转迁徙，最后才到达“匈奴之故地”［22］，也就是今日内蒙古西部的阴山河套地区。匈奴民族从其诞生之日起，就生息、繁殖、劳动在阴山河套的匈奴故地。披荆斩棘，辛勤地开发了祖国的内蒙古西部地区。
与匈奴同时见于史乘的还有东胡。东胡在被匈奴打垮以前，居住在匈奴的东边，即在内蒙古的东部地区。在战国时，其主要活动的地区为今内蒙古东部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他们就在这里生息、繁殖和劳动，开发了这个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