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学，是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从内蒙古奈曼、敖汉、赤峰以及呼和浩特等地所发现的秦陶量、铁权，以及刻有始皇二十六年的秦诏版来看^［50］，说明统一度量、同书文字的工作，在内蒙古地区也都有所落实。这亦有助于内蒙古地区经济文化的发

　　到了秦末，诸侯叛秦，中原大乱，因此匈奴头曼单于又得以重新占有阴山、高阙、北假等今日鄂尔多斯以北地区。匈奴杰出首领冒顿单于登上历史舞台以后，中原又值楚汉相争，更加无力顾及匈奴，因此匈奴冒顿单于乘东胡不备，“大破灭东胡主，而虏其人民及畜产”。接着“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全部收复了秦时蒙恬所夺取的匈奴土地^［53］，基本上占领了今日的内蒙古东西地区。之后，“北服浑庚、屈射、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54］。但是匈奴的政治经济中心仍在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中部阴山地区，其“单于之庭”也在这里。“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即在今内蒙古的东部地区。“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即在今内蒙古西部地区。匈奴历史上最强大的时期，就是从冒顿单于统一今内蒙古地区开始的。

　　内蒙古地区尽归匈奴冒顿单于统治之后，由于其南与刚刚建立的汉朝约为兄弟以和亲，“愿寝兵休士卒养马”，“使少者得以成其长，老者安其处”。而汉朝也愿与匈奴“堕坏前衍，以图长久，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元元万民，下及鱼鳖，上及飞鸟，歧行，喙息，蠕动之类，莫不就安利而避危殆”^［55］。没有战争的破坏，因而内蒙古地区在匈奴统治时期，畜牧业、手工业和互市贸易等都有很大发展。   

　　匈奴畜牧业以马、羊、牛最多，其次则橐(骆驼)、驴、（骡）、(马父骡子也)，(似马而青)、等。公元前200年，冒顿单于曾以四十万骑围汉高祖于白登，并且以马的颜色分队，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龙马，北方尽乌骊马(黑色)，南方尽(赤黄)马。用于军事上的战马多达四十万骑，而且如此整齐划一，其畜牧业的发达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在汉与匈奴和好时期，匈奴的“骡、驴、驼(骆驼)，衔尾入塞，、马尽为我畜”^［56］，成群结队地进入汉族地区。同时匈奴的养马技术也传入中原，促进了中原畜牧业的发展。

　　手工业，无论是冶铁、铸铜或制陶业，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弓矢、车辆、木循和穹庐的制造都离不开木材，草木茂盛的大青山，就是冒顿单于依阻其中，制作弓矢的“苑
囿”^［57］。同时也是制作穹庐和车辆的场所。

　　由于匈奴“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居住的穹庐又以旃(毡)席为墙，因而他们的毛织业和皮革业也很普及。《淮南子·原道训》说“匈奴出秽裘”；《汉书·晁错传》说匈奴人以皮革作铠甲，名曰“革笥”；《盐铁论·力耕》有关于匈奴“采旃文（毯），充于内府”的记载。匈奴制造的彩色毡子和有花纹的毯子，能够进到汉朝皇室的府库，也说明匈奴毛织业的发达。

　　汉匈友好和亲时期，汉与匈奴通关市，岁给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匈奴统治阶级也非常爱好汉地财物，乐于互市。匈奴人民“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人也有私自出塞做买卖的，如马邑人聂翁壹曾出塞与匈奴交易^［58］。匈奴所需要的铜、铁和中原内地所需要的毡、毯等物资，也都通过官、私贸易得来。同时，“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的农业和建筑业，也有相应的发展。这对单一化的游牧经济有很大的助益。 

　　汉武帝继位以后，汉匈绝和亲，展开了长期战争。汉朝重新占领内蒙古地区，便把大批中原内地的人迁到这里安家落户，如公元前127年(汉武元朔二年)收复黄河以南鄂尔多斯地区之后，即设置朔方、五原郡，募民徙朔方就有10万口人；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迁到陇西北部，西河、上郡等地的关东(函谷关以东)，贫民多达72.5万人^［59］，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迁到了内蒙古的西部地区。同时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的匈奴左地，约当今内蒙古东部的锡林郭勒、昭乌达盟等地。鲜卑人则从大鲜卑山徙到呼伦贝尔草原。

　　在内蒙古西部地区，除了大量的汉族以外，还有不少匈奴人。如在鄂尔多斯一带，就有几万匈奴人组成的五属国。之后，呼韩邪单于附汉，“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光禄塞与受降城都在内蒙古西部阴山河套地区。

　　这些在内蒙古境内居住的乌桓、鲜卑、匈奴和汉族人民，在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之内，特别是呼韩邪单于附汉以后，“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各族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化干戈为玉帛，和睦地从事劳动生产，取得了“人民炽盛，牛马布野”，人畜两旺的空前繁荣景象。而呼韩邪单于也得以在内蒙古地区休养生息，“民众益盛”，不畏郅支^［60］，竟北归庭，使匈奴得以复兴。由此亦可以看到汉与匈奴是分则两害，合则两利的。 

　　在兴修水利、发展农牧业生产方面，汉朝将匈奴王庭逐出漠南以后，便从河套的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又如在朔方郡修凿灌渠，参加修渠的多达数万人，费钱上十亿^［61］。在阴山河套的五原、北假，土地肥沃，农作物生长很好。汉元帝时，接济呼韩邪单于的二万斛粮食，就是从云中、五原郡运去的。汉代在北假还设置常平仓，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
而粜^［62］。从沿边诸郡到内蒙古最西的居廷(今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推行西汉的先进耕作法代田法，用力少而得谷多，比起当时“火耕水耨”的“江南之地”^［63］来说，内蒙古的耕作技术水平是较为先进的。  

　　西汉时，内蒙古地区的商业和城镇建筑也有很大发展。如汉武帝曾“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
城^［64］；公孙敖“在归化城西三百六十里”筑受降城；徐自为在五原塞外筑光禄城、支就城、头曼城、虏河城、宿虏城等。当时的成乐(今和林格尔)、云中(今托克托县)、五原等城都是比较大的军事政治和商业中心。五原县的成宜，朔方郡的沃野，西河郡的富昌(今伊克昭盟境内)都设有盐官，为当时的盐业中心^［65］。 

　　东汉以后，匈奴已从草木茂盛、多禽兽的漠南阴山退到“少草木，多大沙”^［66］的漠北。统治集团又发生内讧，加之“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67］，迫切需要得到东汉的经济支援。匈奴蒲奴单于派使臣要求与东汉和亲，但右健日逐王却密遣人献出匈奴地图，率领八部四五万人直接归附东汉。公元48年(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立比为单于，仍称为呼韩邪单于，历史上称为南匈奴。留在漠北的匈奴则称为北匈奴。 

　　东汉政府对南下投汉的南匈奴，在政治上、经济上尽力扶植。开始假五原郡西部塞为南单于立庭，并且听南单于入居云中。之后让南匈奴迁进鄂尔多斯草原的美稷城，同时把云中、五原、西河、北地、朔方、定襄、雁门、代八郡划为匈奴驻地，与汉族人民交错杂居。到公元1世纪90年代，南匈奴的人口从原来的四五万人增加到23万多人^［68］。

　　公元83年，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率3.8万人，马2万匹，牛羊10余万，款五原塞降。公元87年，北匈奴58个部20万人，至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降^［69］。公元89年，东汉和单于联军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接受北匈奴归附的人口又有20余万^［70］。这些前后脱离北匈奴单于的匈奴人，有的直接归附东汉，有的加入鲜卑，有的并于南匈奴，大多来到漠南的内蒙古地区。  

　　公元1世纪末年，北匈奴单于向西遁逃之际，不愿跟随北匈奴单于西走的匈奴余众尚有10余万落，每落即一户或一帐，如以5人计算，约有50余万人南下到辽西与鲜卑杂居^［71］，皆自称为鲜卑或鲜卑兵，从此鲜卑便强盛起来。

　　东汉桓帝时，以檀石槐为首的鲜卑人建立了“东西方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甚广”^［72］的部落军事大联盟，既有宇文鲜卑、慕容鲜卑，也有鲜卑父胡(匈奴)母的拓跋鲜卑，同时还有乌桓、匈奴和汉人。其牙帐就在高柳（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商都境内）。

　　后来的北魏王朝也是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以南盛乐(今和林格尔)起家的拓跋鲜卑建立起来的。

　　东汉时，与鲜卑一样从内蒙古东部往西迁徙的还有乌桓人。公元49年(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乌桓贵族922人归附东汉，东汉朝廷将归附的乌桓部落安排在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朔方、太原诸郡，与汉族、鲜卑族和南匈奴杂居。1971年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发现的东汉壁画墓就有乌桓、鲜卑与汉族相互共处的画面。   

　　从先秦到两汉的历史表明，先后活动在我国内蒙古地区的鬼方、工口方、土方、獯鬻、狁、戎狄、匈奴、东胡、林胡、楼烦、乌桓、鲜卑等族，曾和汉族及其前身华夏之族劳动、生息在一起，同甘共苦，披荆斩棘，辛勤地开发了祖国北疆内蒙古地区。而内蒙古境内富饶辽阔的草原，巍然屹立的高山，沃野千里的平川，清明如镜的湖泊，奔腾不息的河流，又为我国北方民族如匈奴、东胡、林胡、楼烦、乌桓、鲜卑等族的成长和壮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使我国北方民族日臻繁荣和发展，不愧为我国北方民族的历史摇篮。

　　秦汉以后，在北方地区先后出现过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等族建立的地方性割据政权。这些民族同样以畜牧业经济为主，在中原社会经济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也随着得到一定的发展。奴隶制经济在各族社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社会生产发展与各族经济交往、融合的过程中，一个强大的新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族出现了。12世纪初，蒙古族同其他北方民族一样，经过漫长的原始社会，首先跨入奴隶制社会。从公元7世纪开始，蒙古的先民从额尔古纳河山地森林西迁，畜牧业由此迅速发展，奴隶制生产关系初步形成。由于游牧经济的分散性、脆弱性，以及历史上造成的特殊环境，蒙古古代奴隶制的基本形态还是部落奴隶制。通过武力征服，使被征服部落沦为奴隶。征服者的各级氏族首领成为少数的奴隶主阶级，包括“汗”(王)、“那颜”（官人）、“额毡”（主人）、“别乞”(长者)、“薛禅”(贤者)、“把秃儿”(勇士)。多数民族成员“都里因古温”(即白身人)属于自由民，从事一般的生产劳动，或随时被征调参战。被征服的奴隶分为两种，一是被迫为奴隶主放牧的“合兰”或“勃斡勒”；一是家奴，呼之为“扎剌兀”^［73］。奴隶主强行占有奴隶的全部劳动成果。蒙古世袭的部落奴隶主通过血缘关系，统治被奴役的部落奴隶。这种氏族血缘关系掩盖了奴隶主的剥削实质，维护了奴隶主的阶级利益。

　　蒙古各部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首先是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作为蒙古社会经济主要部门的畜牧业这时已相当发达。在畜牧业生产技术方面，一是多数部落有了较为固定的冬夏牧场，使草场得到合理的保护和利用；二是分群管理，分工放牧，使牧养更加科学化；三是养畜方法改进，开始注重选配种畜和骟马技术。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改善，使牲畜种类和数量空前增加。成吉思汗四出征战，有时出动骑兵动辄成千上万，除马匹供应外，后勤供给牛羊等肉畜数量也是相当大的。当时畜牧业生产的发展规模由此可见。在发展传统的家庭手工业经济的基础上，铁木业生产也有了飞速发展，出现了专业手工匠人，能够制造刀剑、甲胄等武器装备，以及大车、帐幕木架等生产生活用品。市场商品交换，主要是通过与中原和周边地区互市，用牲畜及其他畜产品，换取绢帛、铁器等生产生活用品。也有部分被称为“土墙百姓”的蒙民从事农业生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部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必然导致与旧有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产生冲突和矛盾。成吉思汗作为新兴的封建主阶级的代表，利用广大自由民和奴隶的力量，经过十余年的斗争，战胜了各部奴隶主阶级的旧势力，于13世纪初实现了蒙古各部的统一，进入了封建领主制的历史新时期。 

　　蒙古封建主阶级建立元朝政权之后，凭借国家经济实力，进一步推动了蒙古族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游牧经济生活中，出现搭盖棚圈和打井等事例。长城一带的游牧地区还有类似农区的舍饲畜牧业，以及农牧结合的半农半牧地区。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生产技术管理的改进，使蒙古畜牧业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元朝政府在全国设置的14个“官马道”中，有半数设在北部蒙古地区。为了解决边疆军民粮食需要，积极扩大屯田，为发展农业生产和扩大多种经营提供了重要条件。官营手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各种工匠在政府有关机构的管理和监督下，制造武器等军事装备，和各种生活日用品。与此同时，商业贸易也得到繁荣、发展。国内商人带来纺织品、各种铜铁器具，换取牧民的牲畜及畜产品，互通有无，各取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