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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的概念与文明史的抉择


王三义

以“文明”尺度判断游牧民族发展水平的新结论

    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在古代史中常以生产发展水平来衡量,具体如工具的制造,成文记载,有无城市,是否从事农业等。除了成文记载外,用其他“标准”框定民族,下“野蛮”、“落后”的断语,并不恰当。理由有三点:

  第一,就生产力标准而论,农业民族有先进生产工具,游牧民族不直接向土地要财富,实在没有制造生产工具之必要,并非没能力制造。因为冶铁技术最先产生于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武器、战车分明是先进的。  

  对游牧民族来说,只要能大量繁育牲畜,就能使他们有财富,既不需制造犁,也无需灌溉设施,即使宜农宜牧的地区,只要不以农耕为主要经营方式,其游动特征及天葬习俗,就难以使他们的任何工具或器物留下来。但并不等于由于落后没制造出生产工具。游牧民族虽没有先进的生产工具但有先进武器。农业民族有文字,有先进生产工具,但武器不如游牧民族先进。这便是最好的证明。 

  再看文明时代初期的农耕世界:两河流域早期国家建立时,当地处于青铜时代。尼罗河流域奴隶制国家出现时,当地刚跨过铜石并用时代。印度河流域,早期哈拉巴文化虽已出现城市,但很少使用金属工具。中国黄河流域最早的种植谷物,灌溉系统较发达,但夏、商、西周没有铁器。因此,很难断定,当时农耕世界的文明程度和生产力水平,能比游牧民族高出多少。

  吴于廑先生说:“游牧世界在生产发展水平上,在人口数量上,都不如农耕世界。它在这两方面不具备优势。但在主要的、关键性的生产技术方面,许多游牧部落与农耕世界的差距不大,金属冶炼和制造就是这样。”先生进一步指出:“源出游牧部落,后来进入西亚边缘的赫梯人,最早冶炼并锻造了铁器。游牧世界使用金属武器,起初是青铜武器,后来是铁武器,并不落后于农耕世界。”[14]  

  第二,城市的兴起,是文明的标志之一。游牧民族没有在当地建立城市,被划在文明史之外,而事实上,游牧民族没有城市只是没必要筑城。 

  众所周知,“来自中亚的雅利安人是印度两河流域文明的主要缔造者。东进的炎帝、黄帝从游牧走向农耕地区,成为华夏的直系祖先”[15]

  但一个事实是,游牧民只有在入侵农耕区后才成为文明的创造者,过上定居生活,建立城市。可见城市的建立与农耕地域及定居生活有关,与游牧民族自身的进步与落后无关。   

  历史上最古的城市产生,大抵都经过三个阶段:“最初,是作为氏族部落公社或农村公社管理和宗教活动中心地的聚居村落。第二,是为了防御外敌经常入侵的需要,出现了由城墙、塔楼、城堡和卫城构成的防御体系。第三,是市的出现。”[16]  

  游牧民族既不保卫土地,也没有固定的永久性居住区,更重要的是,游牧民有先进武器,有马和战车,往往主动出击,发动对农耕民族的战争,很少受邻近农业民族的打击,根本无需防御,所以不会出于防御需要而筑城。游牧民族的管理机构和宗教活动,只要在毡帐中进行即可,完全没有必要为此而筑起城堡。游牧民族的商品交换,在游牧区与邻近部落之间进行,由于迁徙,交换场所一般不固定,当然不可能形成市镇。 

  所以,以是否有城市来衡量文明,判定游牧民族落后,未免欠妥。 

  第三,农耕方式,并非天然的或优越的生活方式。从事农耕还是游牧业,只取决于生存的自然环境。文明时代早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发展水平的差距不会太大。自然条件的不同造成发展的不平衡性,倒是真实的。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而不是自然环境。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初期阶段,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占支配地位。”[17]能产生并维持游牧生活的地区,是由于草场、水源、气候条件适宜于养畜放牧,相反,其他地区则适宜大面积耕种,并能收获丰富的食物,当地居民便专门从事农业生产。  

  游牧民族从饮食水平看,以肉、乳为主,衣着方面,虽没有足够史料证明游牧民服饰达到何种水平,但可以肯定,原始毛织技术产生于游牧民族,而不是产生于农业民族。农业民族有麻织品,但种植桑、麻在文明时代早期并不普遍。所以,文明时代初期,游牧、农耕民族之间生活水平不会差距很大。我们更应该相信汤因比的说法,“游牧生活像城市生活一样,也是一种非农业生活方式。它寄生在农业上,存在的前提是在势力所及的范围有与之保持联系的农业人口,这些农业人口持续不断地生产出超过自身所必需的食物”。“耕种土地能够在较短周期内生产出更大的收获,但每年的收成是不稳定的,而且大量的草根被翻犁起来,有可能使大草原变成沙漠”。“大草原的游牧生活是最有利的生活方式,它可以开发大自然,却又不把它变为不毛之地。”[18]   

  退一步说,即使农耕世界发展水平高于游牧民族,那也是由于自然条件所致,并非农耕方式本身的优越。“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生长有不同的动植物种类,所以说自然环境决定了新旧大陆文明发展的速度”。“物种在中国、印度和欧洲之间扩散往往发生在同一纬度带上。古罗马人就已种植近东的小麦和大麦、中国的桃和橘、印度的黄瓜和芝麻、中亚的洋葱。”[19]同样,“对于野生植物资源相当贫乏的大洋洲来说,缺少便于种植的野生植物无疑是农业未能出现和发展的重要原因”[20]。即使今天,我们也可以深深感到险峻的地形地势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至于千万年来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之深,是怎样估计也不过分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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