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民族文化有着自己的价值体系，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一体系所呈现的外部形态，这种形态形成的内在机制以及发展特点等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认真解决。探讨这些问题，总结北方民族文化特征，对认识北方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以及它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北方民族文化形成的内在机制

　　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和价值判断，因此有着自己的文化模式，它决定着该民族文化内部呈现出统一的首尾一致的状态。依据文化原型理论，人类各种文化都具有不同的价值体系，这是由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为自己的文化原型所决定的。作为人类文化母体的原型文化——原始文化奠定了该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成为该民族文化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制约着这一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发展。所以，研究北方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探讨北方民族文化生成的内在机制，自然不能离开对北方民族的原型文化——原始文化独特性的分析。

　　地理环境对社会存在和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而在人类发展的初始阶段，它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地理环境的独特性决定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按照文化生态学的观点，文化形态首先是人类适应生态环境的结果。而社会人的性格与行为又是文化形态(社会转构、价值体系与社会化方式)的涵项。简言之，生态类型决定文化形态(经济类型——社会结构——价值体系)，文化形态又影响社会人的性格和行为。因此，北方民族文化的形成首先可以从北方民族独特的地理形态和生态空间中找到说明。

　　如果我们把文化视野投向整个中华文化，那么可以发现北方民族文化与其他区域的文化有着明显不同。北方民族文化都是发源于高山或大漠。综合各方面资料，北方民族可分为下列系统：肃慎系统；匈奴系统；东胡系统；突厥系统；秽貊系统。长白山是肃慎远祖的发祥地。《山海经·大荒北经》载“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按：不咸即今长白山)，《海外西经》载：“肃慎之国，在白民北”(按：白民即是发人或貉人。白民北正是长白山及其北部)。肃慎及其后人勿吉一直把长白山视为灵山加以崇拜(参见《魏书·勿吉传》)，女真人把长白山视为始祖发祥地加以崇拜(参见《金史·礼志》)，都说明肃慎族系与长白山的关系。匈奴族与高山大漠也有联系。据记载，匈奴族诞生和兴起的摇篮在漠南黄河河套地区和阴山(今内蒙古狼山、大青山)一带(参见《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突厥族系上溯到匈奴同时的丁零，居住在北海(即今贝加尔湖一带)，丁零族活动的范围是草原大漠和高山。《汉书·苏武传》载苏武北海牧羊“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而“丁零盗武牛羊”；《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魏略》载部分丁零人曾于公元1世纪中叶活动于甘肃河西走廊；《汉书·匈奴传》载丁零多次与匈奴交战。东胡族系的乌桓是因山得名，《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引《魏书》载“乌丸者，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丸山，因以为号焉”，《后汉书·乌桓传考证》载“乌桓因山得名，乌桓者，乌兰之转音也，蒙古语红日兰，故传中又称赤山”。鲜卑也是因山而得名，《后汉书·鲜卑传》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秽貊不是单一民族而是若干民族的复合体^［1］，《三国志·东秽传》载“……无大君长……，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能妄相涉入”。北方诸民族的发源与高山和大漠结下了不解之缘。北方民族的发源地不是没有水，人类的生存根本就离不开水，如肃慎族系之于长白山北牡丹江，匈奴族系之于黄河上游，突厥族系之于贝加尔湖、叶尼塞河，东胡族系之于西拉木伦河，秽貊族系之于鸭绿江。但与其他文化区域直接发源于大河两岸平原地区的民族不同，北方民族是由高山大漠游动(征逐，追寻)于水域。如果说其他文化区域的水流是汹涌澎湃的大河，那么相比之下，北方民族文化区域的水流则是小溪。如果其他文化区域的水流给其民族提供的是安定、依赖心理，那么北方民族文化区域的水流给其带来更多的是游动、探索的动力，所谓“逐水草而迁徙，无城郭常居”是也，人类总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有特质的文化创造。北方民族文化区域的生态空间是：大小兴安岭以西，天山以东，燕山、秦岭、祁连山、阿尔金山、昆仑山等山脉以北，阴山、阿尔泰山山脉以南的以高原、丘陵、大漠、森林、草原、绿洲为主的广阔狭长地带。这里或是风沙狂暴或是烈日炎炎，降雨量稀少，气候干燥，冷暖多变。人类依据不同的生态环境所创造的文化特质也不同。如果说其他文化区域的文化特质是由大河平原以及湿润气候、降雨量厚足等因素造成的话，那么大漠和高山(高原)以及风沙狂暴、干燥气候、冷暖多变则奠定了北方民族的文化特质，生产方式以游猎为主，从而带来生活方式的流动性，缺少生产和生活经验的积累，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北方民族从原始蒙昧中醒来，面对着广阔的大漠和险峻的高山以及呼啸的狂暴风沙，一日之间冷暖多变的气候，会感到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世界。在这里，个体强烈的心理欲求的发展和满足处处都受着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广大外部世界各种复杂环境的制约，要生存要发展必须具有挺拔的精神。所以北方民族文化区域的生态空间、地理环境长时期以来赋予了北方民族强烈的自强精神和突出的自我意识。   

　　人的精神、心灵本身的结构状态是历史的、具体的，它常常外化、凝聚、积淀成一种具有稳定性的“结构成果”而保存下来。肃慎人善造“矢石弩”^［2］，“状如荆，叶如榆”（《后汉书·孔融传注》)，用桦树枝制成，“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长一尺八寸”（《后汉书·挹娄传》）。匈奴、乌桓、鲜卑以类似于高原的“穹庐”为居室^［3］。丁零(突厥族系)以造车著名，其车“车轮高大，辐数至多”(《魏书·高车传》)，所以，又有“高车”之称。北方民族文化区域出土的陶器纹饰，典型的代表是之字纹和三角纹，使人很容易联想到突出的高山。有趣的是小河沿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件陶罐腹部上有一幅“刻画了一座圆形尖顶状房子”的原始图画。就是北方民族的体质特征也是棱角分明，“高鼻深目”、“高鼻多须”虎虎而有生气。矢的长、穹庐顶的尖、车轮的高、陶器纹饰的突出、人体特征的棱角分明都表现了北方民族强烈的自强意识和突出的自我意识。草原大漠和奔腾起伏的高山为北方民族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广阔场所，给北方民族带来了游动的冲力。与发源于大江平原地区的民族适应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不同，驾驭和征服复杂的外部世界成为北方民族的内在气质，因此凝聚成了北方民族充满生气、充满活力，不拘一格、豪迈刚直、慷慨豪放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深层结构。匈奴驰驱，随心所欲，“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驴、骡、、”， “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马狐兔肉食”，“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后汉书·匈奴传》)。乌桓鲜卑“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 (《汉书·乌桓传》)^［4］。爱歌唱“行道昼夜无老幼皆歌，通日声不绝”(《三国志·魏志》)。这种富有生机、富有冲力的民族精神和自强意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北方民族的性格，形成了独特的价值体系：重视个体价值，轻视集体价值，一切从有利于个体(部族之中指自我，部族与部族之中指本部族)出发，重视利益，所谓“贵壮健、贱老弱”、“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苟利所在，不知礼义”。价值取向是实用的。反映在习俗上则是生活俭薄、民风淳朴，没有繁文缛礼。反映在婚俗上，则是“收继婚”和“报嫂婚”的形式存在^［5］。关于这种习俗的出现，林干 先生解释说：“一是原始群婚的遗风；二是氏族外婚制的反映，则父死或兄弟死后，为了把寡母或寡嫂约束在本氏族之内，故用收继婚和报嫂婚的习俗(甚或可以说是制度)，使她们不能脱离本氏族而改嫁到外氏族去，以便保持本氏族的人口和力量。后来社会生产力提高了，私有制发展了，个体家庭在社会中所起的经济作用愈来愈超过了氏族的作用，这时约束寡母寡嫂的目的，也由原来出于古代遗风和保持氏族人口而转变为具有保留一家一族的个体家庭的劳动人手和增强家庭或家族的生产力量的经济意义。”(《关于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之我见》)由此可见，这种婚俗的产生完全出于利益的考虑。反映在政治上，则为社会组织简易。“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其约束轻，易行也”，一切以战争方便为需要，每部统帅数百或数千个邑落，无固定，统治者不是世袭的，“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于王，或言当易，或言当杀”。反映在生活方式上，是适应游牧特点，居住不固定，定居则“东开向日”或耕种或狩猎，或对外攫取。反映在民族心理上，表现为对物质财富的攫取，没有哪个文化区域能像北方民族文化区域发生如此众多的民族战争，经受火与剑的洗礼，出现多次的种族灭亡和裂变并不断问鼎中原。匈奴族之于商周秦汉，鲜卑族匈奴族之于魏晋南北朝，鲜卑族突厥族之于隋唐，契丹、女真族之于两宋，蒙古族之于元代，女真(满族)之于明清，北方民族不断地给予中原文化以冲击，占领文化区域，攫取先进文明。 

　　只要有文化存在，就有导入统一形态的内在意向。北方民族精神，北方民族性格形成了特殊的价值核心，规定了北方民族文化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