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质人类学
体质人类学是研究人类体质及其类型在时间、空间上变化与发展的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体质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是研究各人种各民族的体质特征及其形成过程，各种生活条件和社会劳动等社会因素对人体的影响［16］。
通过体质人类学家测量分析石器时代的人骨资料，可以从体质上划分不同的族体的活动地域与各种民族共同迁徙的途径及混血的过程。近年来，群体遗传学开始研究人类群体遗传的趋向稳定或趋向变异的过程、环境对群体特征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等新课题。
远古时代民族迁徙的现象是存在的，但在当时地广人稀、交通极其不便的情况下，人们是不可能长距离、经常性地进行交往的。由于长期生活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人们的共同体必然产生一些“个性”的特点。这种“个性”一方面表现在文化上，另一方面表现在个体的体质特征上。在一定自然条件下长期生存的人类共同体在其自身的再生产过程中，势必把某些特有的遗传性特征传给自己的后代，久而久之这种群体就有了与其他群体判然有别的体质特点，对这种特征的研究应该和对文化的研究同步进行。
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相当数量的人类共同体既与当地的古老人群有血缘上的继承关系，同时又与邻近地区的人类群体相交往，随时有基因的交流。现代人种学理论不承认人种形成是单独某人种远古前驱的隔离与独立进化的结果，也不认为人种是外来人群所代替而形成的。这就解释了在中国如此广大的国土上生存的居民为什么大多属于蒙古种亚人种的问题。我们所分析的石器时代我国境内人群体质特征差异不是种的差异，而只是由于长期在某种环境下从事特定的生产活动与生活习俗的不同而给人体打上的烙印。
根据体质人类学家的测量，旧石器晚期我国境内的山顶洞人与柳江人的头骨指数在现代蒙古人种的变异范围之内。新近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颅骨特征是以圆颅型和高颅型为主，体征分化可分三个组群：黄河中下游地区，颅骨圆而高，上面部较狭长，眼眶较高，面部位置较垂直，中等宽度的鼻型；华南地区，颅骨较长而低，上面部较低矮，出现更多的突颅型，鼻部较宽，眼眶较低，眉弓、鼻棘也较发达；汉水流域地区，颅骨许多特征介于前两个地区之间［17］。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华南组的特征接近柳江人，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标本又与山顶洞人的指数相似，说明旧石器晚期以来南北居民没有大规模移动的迹象。进一步，我们还能发现华北、华南两组分属于我们上述的两种经济类型的地理范围。汉水组恰在两类的相交地带，故有折中的特点。
（四）数理分析
在分析考古遗迹和遗物时，我们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如一个地区内遗址的分布情况，某遗址内各种器物的数量，各类陶片、工具的数量、质地、在总数上所占的比例等等。这就需要一定的统计学知识。统计学是关于从大量现象中抽取特征的科学理论，它提供了采集、集约和处理数据的科学方法，能定量地给出各种被抽取的量的特征的精度与可靠程度。目前在一些国家的考古学家那里，统计学已成为遗址分析的重要手段，计算机被广泛用于处理田野工作得来的数据。通过这些手段，考古学家们能够透过古代文化遗存的数量关系，发现在这些数据后面的类型分布与文化特征。研究随机现象规律性的概率论从另一个方面帮助我们分析遗址的文化特点与不同遗址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与差异。经过大范围的数据整理、抽样观察就可以从众多的偶然因素中抽取出必然因素来，找出一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征所在。量子力学的前驱者、德国科学家普朗克曾说过：“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整体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从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一个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18］自然科学的一些实验手段早已应用于考古遗物的断代技术上，数理方法将进一步从定量分析入手，解决古代人类社会从事物质生产与其他社会活动的方式、范围与特性等问题，从一个侧面帮助考古学家进行种种宏观与微观的观察。
人类学及考古学为我们研究古代文明的起源提供了许多有用的理论、方法和材料，使我们能跳出单纯研究文化遗物形态的传统考古学的框框。对人类劳动对象——自然界生态环境的研究，又能让我们比较清晰地、客观地认识人们在特定的地域内从事的特殊生产，以及这种生产如何发生的可能模式。体质人类学分析了人们是如何产生出体质上的差异，并探求这些差异产生的时间、地点。数理分析是继C14等断代技术之后为考古学家所采用的自然科学方法，将以新的抽象、概括的方法发现文化发展的规律与特点。总之，本文试图提供几方面可供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途径，从各个方面观察问题总比从一两个方面观察更容易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变化规律。
位于东亚大陆的中国，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为中心发展起自己独具特点的农业文化，并同时存在北方草原文化与南方亚热带地区块茎种植文化，体现出我国远古文化的丰富多彩性。现在由于尚缺少前陶新石器阶段的资料，我们还不能清楚地说明我国的农业是如何发生的。但南北各地数以千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告诉我们，中国的农业文明是自成体系，独立发生、发展的，它和东南亚、西亚的农业是并行关系，而不是传播关系。进入封建社会，大统一的封建国家使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趋于统一，并在数千年来一直连续不断地发展下来，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罕见的。对于中华远古文明的研究不单是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事，而应该是多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注释：
［1］朱江：《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文物集刊》第一辑，文物出版社。
［2］刘克甫：《东亚古代文化的起源》，（苏）《亚非人民》1964年第6期。
［3］张光直：《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继续探索》，（美）《Archaeology》1970年第2期。
［4］刘式今：《试论中国古代文明之发祥地》，《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5］丁季华：《中国文明起源单一中心说质疑》，《华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
［6］苏秉琦、殷玮璋：《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文物》1982年第4期。
［7］R·Keesing:《Cultural Anthropology》，A
Coutemporary Peropective Holt,Rinehart and Winston lnc,1976
［8］参看Carol Kramer 《Ethnoarcheology》，New York，
1979
［9］转引自容观琼：《人类学概论》，第18页，中山大学，1982年。
［10］同［7］，第153页。
［11］（日）西定生：《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历程》，《农业考古》1981年第1期。
［12］［14］德空多尔：《农业植物考源》，《生物史》第五分册，第27页，科学出版社，1979年。
［13］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15］同［7］，第205页。
［16］黄新美：《体质人类学基础》，第1页，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1983年。
［17］张振标：《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体型特征分化趋向》，《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1年第1卷。
［18］转引自宋健：《社会科学研究的定量方法》，《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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