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人类学

　　广义的人类学是研究人类自身，以及人类所创造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它可以分为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两大部。文化人类学在欧美许多国家划分为三个学科：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关于民族学、语言学在史前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学者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文化人类学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学派，各派别都试图比较圆满地解释人类社会发展为何不同、如何不同等人类学的基本问题。了解各种学派认识问题的途径，无疑将使我们少走一些弯路，更加全面地分析一种文化的全貌。不进行科学的发掘将毁坏宝贵的文化遗存，同样，不能对发掘材料进行科学的整理、分析，将无法正确指示在物质遗存背后的文化现象与特点。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会同意中国的文明只是起源于一个中心的论点了，但多中心的情况又如何?根据什么标准划定文化中心(或“文化区”、“经济类型”)呢?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文明源头问题时需要解决的的问题。显然，光把注意力集中在精美的陶器与变化多端的生产工具上是不够的。借助人类学的知识，我们可以考察这样一些问题：是什么力量驱使原始人类放弃了采集与狩猎，而从事我们称之为跨进文明门槛的农业与畜牧经济的，是人口压力，抑或是自然环境的变迁?早期农业人口的密度与单位面积农田能够支持多少人口?人们在多大范围内活动?相互之间的交往情况又如何?人们从事运动的功效与社会组织的构成怎样?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并找出有较多相似因素人类群体生存的时间和空间，有助于我们认识一定范围内人类群体文化上的一致性。整个中华大地的文化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由一两个发达的文化中心传播而成的，较大的可能是在整个史前时代，动植物的驯化过程出现于很多不同的地区，怎样认识这些繁杂的文化现象，文化人类学是有用武之地的。

　　（二）生态学

　　生态即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景观，是人类从事活动的对象。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他认为：“人类文化的进化与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环境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9］就中国的史前情况看，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不同地区，由于气候、土壤、植被、水利资源等因素的制约，必然出现不同的经济类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经遍布欧、亚、非大陆的广大地区，并开始由西伯利亚跨过白令陆桥进到美洲。在中国境内，南方有柳江人、来宾人、资阳人、下草湾人和台湾左镇人，北方有山顶洞人、峙峪人、河套人。另外河南安阳小南海、云南丽江、四川双源、辽宁喀左及青藏高原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从出土遗物看，这些文化的主人还处在狩猎、采集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各种因素促使他们走上农业与畜牧道路，对此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自然环境的变迁无疑是一个相当主要的促变因素。经过长期深入的研究，考古学家们现在业已知道，在公元前10000年～前8000年间，西亚的狩猎采集民族已经产生多样、广泛的食物采集模式，各种生产资料已发展到一定的技术水平，他们发明了磨制石器与挖坑储藏食物的技术，并有了比较复杂的劳动分工，这些都为生产向高阶段发展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在更新世结束时，近东的气候也发生了变化。橡树林扩展到本来干燥的丘陵地带，创造出最丰富的野生资源地带，包括可食的坚果、水果和野生谷物。四季分明的气候变化首先促成人们在一年内短暂的时期中需要密集地采集食物，并逐步从事长期储存。环境变化使人类的较大群体能够在一个地区半定居，或完全定居下来。有较多的证据显示：最早的谷物种植不是发源于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公元前8000年～6000年，在近东的几个地区，开始了播种小麦、大麦等谷物，并驯养了绵羊、山羊与猪。而“这两种生产活动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在多方面相辅相成，帮助积累剩余产品，以对付风云莫测的西亚气候”^［10］。直到公元前6000年陶器出现时，稳定的村落定居与专营性的农业、畜牧业始才发生。西亚农业发生的过程提示我们注意这样一些问题：最早的谷物种植与动物驯养并不是与陶器的发明同步进行的，也就是说存在一个“前陶新石器”时代。这种农业的发生是一个漫长的种植、采集、狩猎、驯养相互依存的时代，突发式的“新石器革命”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现在再回到中国，自1万年前后的冰期结束，中国的气候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最北端形成了干旱少雨的沙漠草原地带。淮河以北年降雨量在800毫米以下，其中黄土高原的雨量更少，而长江流域则是雨量超过1000毫米的多雨地区，气温也大体上沿这条线分南北两区，年平均气温分别在15℃以下，而沿这条线的地方冬季平均气温在1℃左右^［11］。气候土壤的变化决定了各种生态条件的形成，而在不同生态条件下活动的古人类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黄河流域是东亚原始农业起源的重要地区。和西亚相似，这里的早期农业遗址不是发现在河畔，而是在离河岸有一定距离的山脚或河谷台地上。在黄河流域广泛分布的狗尾草是粟的野草型，以磁山、裴李岗出土的石磨盘、磨棒与陕西西安半坡、河南淅川黄楝树发现的炭化粟粒判断，粟在中国的栽培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5000年。粟经过长期栽培与选择在黄河流域和华北地区形成了种植区。100多年前德空多尔就提出：从中国本部延伸到幼发拉底河流域一带，气候相似，在史前时代可能就是小麦栽培的故乡^［12］。现在看来，虽然在小麦栽培的年代上中国晚于西亚两河流域，但大量分布在黄河流域史前遗址附近的小麦草(Aegilogs sauarrasa)可以认为是我国栽培的普通种小麦的野生型。这种小麦很可能起源于黄河中、上游的西北和西南高原地区，并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在人们的细心管理下逐渐向周围扩大；向北方发展，形成冬性较强的春小麦与能在华北越冬的冬小麦。这样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就形成了一个以种植黍、粟、麦等各类作物的种植中心。可惜目前我们对这个文化区域的发生情况还了解的不够清楚。已发现的遗址最早年代可到公元前6000年，但进步的生产工具与陶器表明它已经处在农业发展的较高级阶段，现在需要到西北高原与华北的台地上去寻找更早的文化线索。

　　广大的我国南方地区，由于特殊的生态条件形成了与北中国不大相同的经济类型。苏秉琦等先生注意到这样有趣的事实：“如果把我国的版图分为面向内陆和面向海洋两部分的话，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面向内陆的部分，多出彩陶和细石器，面向海洋的部分则主要是黑陶、几何印纹陶、有段和有肩石器的分布区域，民俗方面还有拔牙的习俗。”^［13］文化相对不同显然是受经济活动的内容所制约的，产生不同经济活动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在整个南方，由于纬度的不同气候也存在较大的差别。长江中下游平原是目前我国发现栽培水稻最早并比较集中的地区。河姆渡遗址的碳测年代是5005±130B.C～4620±120B.C(经树轮校正)，而在那里发现的稻谷炭化标本已远离野生种而与现代栽培稻接近，该文化的主人还有一套专用的稻作农具，说明这种农业已远非处于萌芽状态。究竟稻谷是不是真正起源于这种江南的水网地带呢?据估计，稻的驯化过程当有1万年的历史。几十年来的调查说明，东起台湾、西至云南、北达北回归线以南、南至海南岛的广大地带，都有野生稻自然繁殖生长^［14］。不少学者都主张野生稻的驯化过程开始于土壤条件更利于开拓的山地。经过烧毁林木，使用随手可得的竹木工具，点播种子，人们就可以相对容易地得到收获了，而这时的平原河网凭有限的技术装备是难以驾驭的。平原林木稀疏，人们不易使土地获得肥力，工具也相对难于得到，同时低地往往潮湿积水，难于解决排水防洪问题。令考古学家们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在那些可能的早期水稻发祥地很难找到足以说明问题的证据呢?一种观点认为：“虽然制作精巧的欧洲石器工具会比和平期(对以越南境内为主的一种新石器文化的泛称)的工具有较高的效率，但就制作所需要的时间而言，前者就相当不经济了。在竹和其他木材资源丰富的土地上，只需几分钟就可以制成简单的工具，一般比石器的制作是更为有效的，而这些木器在考古学记录上是不存在的。”^［15］基于生态上与生产上的原因，水稻可能首先在山岗地带栽培成功进而发展到平原河网地带，构成中国乃至东南亚、南亚相似地理生态条件的广大地区的主要经济类型。

　　与稻作农业同时发生，并在南方山岗与热带雨林地区得到充分发展的另一种经济类型是块茎植物的种植。一般说来，除了有火山灰的地方外，热带的土壤通常并不肥沃，经过火烧清理出来的耕地可能被洪水冲刷得失去肥力，而禾本类植物往往在这种瘦瘠的、杂草丛生的土地上无法得到良好的生长条件，只有薯、芋等块茎植物能在这种环境下发挥优势，不但能给人们提供一定数量的淀粉类，还能在几乎很少照料的情况下生长。从事块茎种植的居民必须采用“轮种法”才能维持生计，而这种特殊的耕作方法从生态学角度上讲，是可以整合于它原来的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中的。这就是我们发现当代生活在热带雨林环境中的土著民族为什么能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条件下，长期生存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居住在云南的独龙、傈僳、怒、佤、苦聪等民族直到近现代仍在不同程度上从事轮种农业，因而我国远古的南方山地居民以此为主要生产方式应是不成问题的。

　　由于气候的变迁，东北西部、内蒙古草原、宁夏、新疆的广大地区成为干旱少雨的贫瘠地带，出现了以细石器为特征的文化，游牧型经济占主导地位，从而构成我国境内的第四种经济类型。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生态环境演变带来的1万年来我国各种经济类型，无一不和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相联系。现在早期的考古资料(即“前陶新石器”)还不足，而后来分布于全国各地的6000多处新石器遗址，由于时空的变化都与这几种经济类型的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有关。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即是四种经济类型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