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为我们研究人类史前文明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展示了中华远古祖先的生活图景。六十年来，特别是解放以来的田野考古发掘，使我们对中国境内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和内涵情况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但必须承认，我们现在离彻底认清中国文化的来龙去脉还相去甚远。产生这种状况

　　本文仅就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途径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各位师长。

　　解放以来，在晋、陕、豫、冀、甘发现了大批新石器时代遗址，使很多考古工作者都倾向于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随着青莲岗、大汶口、马家滨、良渚、河姆渡、石峡、屈家岭、大溪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人们开始认识到中国文明源头的多元性，进而有人提出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亦是中国远古文化的发祥地。这样的情况是必须引起注意的——“民族迁徙与文化传播的因素虽然存在，但只是一种局部的或外部的现象，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共性因素，是由整个时代人民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的”^［1］。对中国远古文化做宏观研究，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兴趣和重视，而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势必对我们今后进一步的考古工作与史前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近二十年来，许多中外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与远古文化的相互关系。有人主张中国的农业彩陶文化(这个定义不够科学)整个说来不是一个“历史民族区”而是一个“经济文化区”，“文化传入”与“民族特有”的看法都具有片面性^［2］。有人认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中国大陆形成了三个农业中心：1.南方的块茎种植文化区；2.北方的粟稷文化区；3.东部海岸的稻米种植文化区。并认为这些文化是从居住在同一地区的更早的旧石器时代祖先传下来的^［3］。还有人别开生面地把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心与神话传说中的远古部落集团活动地域联系起来，指出：黄炎集团与陕豫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及客省庄二期文化集中分布区大体相符；东夷集团大体与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区相吻合；苗蛮集团活动的地望相当于大溪、屈家岭、河姆渡、马家滨、良渚文化的分布区^［4］。根据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内涵特点，近来又有人认为中华民族远古祖先在下述八个地区创造了原始文化：1.中原地区；2.黄河下游山东地区；3.江汉、三峡地区；4.长江下游地区；5.华南地区；6.甘青地区；7.东北地区；8.北方草原地区^［5］。这些分析研究启发人们去思索，深化了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复杂性的认识。但我们不能不同时看到，某些国外学者由于没有接触新的第一手材料，未参加实地工作，故他们的结论往往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主观假设的基础上，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而国内的一些考古工作者又热衷于对个别地区的古文化进行编年研究，试图找出某个特定地区原始文化的完整发展序列。不少同志在进行地层学与类型学研究时流于烦琐，使人难以对一个地区的文化面貌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苏秉琦先生曾指出：“那种把一个地区古代文化排出一个前后的序列，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直接发展关系的企图，是一种单线直接发展论的看法，用‘第一期文化’，‘第二期文化’的称呼代替文化的概念，本身就是混淆了‘文化’和‘时期’两个不同的概念。”^［6］把传说的古代族共同体与考古学文化联系起来研究的同志，其作法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以现在的情况看，这种联系还略显生硬。那么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地认识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呢?笔者认为从事科学研究，必须从科学自身，也就是科学的各个学科中(包括自然学科与社会科学)寻找问题的答案。

　　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出现了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即所谓跨学科的研究。某个学科通过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认识方法与实验手段来解决有关自己研究领域内的问题已成为当代科学研究的重要趋向。这种跨学科研究，其观点是综合的、整体的，所用方法则是科学的、比较的，因而能够比较深入地揭示事物的实质，比较广泛地反映事物发展的全貌。自然科学在采用这种方法，社会科学的一些领域也在作这方面的尝试，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中国文化起源既是社会科学问题，同时也涉及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实质上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过程。所谓文明的起源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创造和积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原始过程。对这个过程的研究要涉及构成生产力的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也要涉及生产关系诸方面。所有这些任务单凭考古学是难以胜任的，而必须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下面从几个方面谈谈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