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文化圈相比，“游牧文化圈”显得格外独特。它不同于佛教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因为这三个文化圈的传媒手段是宗教，通过宗教进行文化传播。它也不同于汉字文化圈，这个文化圈植根于农业社会，通过汉字传播文化。游牧文化圈则不然，它的主角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是它的社会
基础，他们以“尚武”的姿态出现，其活动常常伴随着迁徙、贸易和战争，引起急风暴雨般的激变，因而文化传播的手段始终离不开迁徙、贸易和战争。
“马背上的文化”，风貌与农耕民族迥然不同。首先，游牧、狩猎、贸易、作战构成了生活的基调，栖息、迁徙、雄踞形成一条滚滚的长河，因而人们具有一种勇武、浩荡、豪迈、潇洒、开阔、进取的特有气质，不畏艰险，取于开拓创新，文化风貌显得独特。其次，由于经济起伏、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文化总是处在不断破坏与重建过程中，因而文化积累远不如农业民族，文化随时变迁，很难形成世代相承文化传统。其三，人口大幅度流动，各民族、各部落相互对流穿插，文化的传播大于文化传承，故同多于异，轻裘，宝马，骑射，歌舞，毡房，肉食成为普遍的习尚。其四，游牧民族四海为家，视野特别宽阔，能够接纳各种文化，对任何外来文化都不排斥，时有改变或几种文化相兼。其五，游牧民族的群体意识特别强烈，一遇战争便迅速集合为一个整体，步调一致。力量集中，为了群体利益不惜牺牲自己，因而战斗力极强，堪称“金戈铁马”。
“游牧行国”与“田园居国”判若天渊，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有很大差别。与农业经济相比，游牧经济有两点特别不同：其一是游牧经济极不稳定，具有“暴涨暴落”的特点；其二是牧区经济结构相当单一，不可能像农业那样“自给自足”。“逐水草而居”是游牧经济的一大特征，常规性的游牧是以冬牧场为圆心形成一个游牧圈，游动半径随季节而有伸缩，由春至夏逐渐放大，由夏至冬逐渐缩小。可是，当自然界出现某种异常，整个游牧圈便必须移动，有时一去千里。一个部落的移动，往往使其他部落不得安宁，争夺牧场风波由是而起，所以，草原上的风波很难平息，经常是戎马倥偬。社会组织深受“行国”制约，最直接的联系是血缘的氏族，由于利益的驱使，往往形成部落或部落联盟，成为一个庞大的军事行政联合体，动辄以“控弦数十万”而称雄。然而各部落兴衰无常，一时勃兴，一时衰败，此起彼伏，动荡不安，尽管是“一代天骄”，很快便成为过眼烟云。游牧民族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叱咤风云，不断改变政治形势，牵动世界几千年的历史，掀起阵阵狂涛，引起风云突变。随着游牧民族的兴衰，“游牧文化圈”时有盈缩，突然放大又突然收缩，极盛时越出中亚，进入中国、西亚、南亚及欧洲，使整个世界天翻地覆。长期影响中国历史的是游牧民族，匈奴与秦汉的对峙，魏晋时“五胡”进入中原，进而造成南北朝对立的局面，隋唐时期周边存在许多游牧民族政权，接着是宋与辽、金、夏的纷争，元朝统一中国，清代是满洲人的天下。西亚是游牧民族南下的大通道，从公元前3000年起就不断有游牧民族进入这一地区，如雅利安人、波斯人、塞种、阿拉伯人等。深入南亚的雅利安人对印度文化有过重要影响，大月氏建立的贵霜帝国和蒙古人建立的莫卧儿帝国更是煊赫一世。在欧洲，匈奴西迁推动了“蛮族”大迁徙，颠覆了东、西罗马帝国，蒙古人西征更成为震惊世界的特大事件。游牧民族的马蹄声震撼欧亚大陆，在世界古代及中世纪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游牧经济难以“自给自足”，必须经常与别的民族，特别是农业民族交换产品，所以，从游牧民族出现之时起，便与贸易结下不解之缘，成为世界上最早、最活跃的商队。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形成经济互补，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游牧民族是国际贸易的先驱，他们长途跋涉，穿越戈壁、沙漠、草原和高山开辟国际交通线，打破国界进行物资交流。中国历史上的“茶马贸易”和“草原丝绸之路”，就是游牧民族的壮举，通过他们把中国的丝绸传到遥远的欧洲。中亚的粟特人，是往来于欧洲、西亚及中国之间的国际商旅，不但进行长途贩运，而且使粟特文成为一段时期较为通用的“国际通商用语”。游牧民族对世界文化的沟通具有特殊意义，他们介入其他各个文化圈，联系范围最为宽广。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波斯帝国、贵霜帝国、阿拉伯帝国和蒙古大帝国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波斯将巴勒斯坦、两河流域、埃及、北印度纳入版图，使这些古老文化相互交融，逐渐形成地中海文化的雏形。长达40多年的波希战争，打开了东、西文化交流的大门。与此同时，“丝绸之路”成为波斯与中国联系的一个重要纽带，中国的丝绸、瓷器通过波斯传到西方，“西域”的许多物产也传入中国，并从波斯传来了祆教、摩尼教和景教。贵霜帝国建都犍陀罗，促使希腊、罗马文化与印度文化交融，产生了犍陀罗艺术，而佛教东传对中国又产生重大影响。阿拉伯是“世界之桥”，它控制了整个地中海，使之成为东西亚文化的大熔炉。阿拉伯人又发展了海上贸易，把阿拉伯与印度、东南亚及中国联系起来。蒙古人西征，打通了欧亚大陆，文化交流范围空前扩大，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欧洲，伊斯兰教也大量传入中国。元代，基督教的景教、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统称“也里可温”。不但如此，“西域人”大量流入中国，以后逐步形成回族、东乡族、撒拉族和塔吉尔。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一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网页编辑：孟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