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西方学者在游牧起源问题研究上的几个取向值得重视。
第一，对于现代游牧社会的研究与游牧业起源研究密切相关。西方学者对现代游牧社会生态环境、经济基础、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政治结构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研究深刻地把握了游牧业的实质，对研究游牧业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近年来关于
游牧起源研究的进展亦得益于1970年代以来对于世界各地现代游牧社会研究的深入。
第二，认为各地游牧业的起源存在不同背景。Thormas
J.Barfield按照自然地理和经济文化类型将现今世界上的游牧区域划分为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撒哈拉沙漠北部和阿拉伯沙漠，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和伊朗高原至中亚山区一线，从黑海延伸至蒙古的欧亚大陆草原、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山区高原、亚洲北部高纬地区和南美安弟斯高地等几块，不同地区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均有差异。政治组织和社会形态亦有不同，现今差异暗示着游牧业发生背景的复杂。Khazanov结合起源背景，将游牧社会划分为欧亚草原类型、中东类型、近东类型、东非类型、欧亚北部类型和亚洲内陆高原类型，各类型的发生均有各自的具体背景，包括气候干旱、气温下降、人口压力、农业扩张、沟渠灌溉、都市发展、聚落扩展、工艺专门化、贸易联系、政治压力、牲畜增加、草场枯竭、迁徙等方面。
第三，Khazanov将游牧业的发生归纳为两种途径。他认为欧亚草原类型、近东类型、欧亚北部类型首先是对自然条件适应的结果，就整体而言，在向游牧的转化方面基本是独立形成的，但是并不排斥借用驯养动物和技能。而中东类型和亚洲内陆高原类型的游牧业起源则是以传播扩散为特征的另一条道路，由若干相互衔接的阶段组成：游牧民先是出现在另外地域的某处地域中心，然后依仗军事优势等背景向适宜的环境带传播，并且逐渐适应新环境，最终占据新环境带。但是这两种游牧业起源的道路有相通之处，前者亦是首先发生于某个畜牧中心，然后在当地环境带传播，后者适应新环境带的进程也可能同时是游牧专门化的适应过程。东非游牧类型的形成过程也可能属于后者。
第四，认为游牧业的起源是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适应的结果。Lattimore在讨论中国北方游牧族群的起源时强调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Khazanov则以为游牧业的发生首先是对自然环境适应的结果，同时承认适宜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利于游牧业的发生。
第五，认为游牧业的发生需要根据相关的经济技术前提、特定动因刺激和社会政治背景几个方面综合考虑。对农耕和定居生活的不适应、适应新环境的畜种及其比例关系、长期游动实践、畜牧业的普遍化、乳制品业、牲畜牵引的轮制车辆、骑乘技术等是游牧业出现的必须技术前提。而游牧业的最终形成则需要特定动因刺激，在大多数事例中均与气候变化有关。同时需要结合社会、政治、文化等背景因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外部农业社会对游牧社会的压力、影响以及相互间的联系和交流。
第六，认为各地游牧业的发生均出自混合经济，绝大多数地区是出自农业——畜牧或畜牧——农业经济，欧亚北部游牧类型则是源自渔猎——畜牧经济。他们认为一切含有相当畜牧成分的混合经济均存在向游牧转化的潜能和趋向，在特定环境下便有可能发生经济形态的转型；而大多数畜牧社会都是游牧生活，当然流动程度因群体、年份和游牧专业化程度的差别而有异。
第七,新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各地游牧业的起源普遍较传统观点为晚，甚至晚得多。例如近东游牧类型的发生最初有早至公元前第七千纪的新石器时代的意见，后来始自青铜时代(公元前第二、第三、甚至第四千纪元)的观点比较流行，新近的研究则晚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甚至公元以后；欧亚北部游牧类型的形成更是18、19世纪之交的事情。除去新材料的增加和对原有材料的不同阐释等原因以外，造成这种情况还与对概念的理解不同有关，例如，对某种牲畜的驯化和专业化饲养的不同理解，对某一游牧类型发生和基本特征最终形成的不同理解。更关键的是对“真正的游牧民”、“纯粹游牧”、“半游牧”等概念的不同理解，民族志材料表明“纯而又纯”的游牧社会几乎是不存在的，概念上的歧义直接影响到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游牧业的发生或游牧类型的形成问题，造成年代学上的巨大差异。更极端的例子是，F.Plog和D.G.Bates甚至将北美密西西比河以西大平原上骑在马背上以狩猎野牛为生的印第安部落的经济生活称为畜牧业［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