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是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经济类型之一，游牧经济则是畜牧业的发达形态。从世界范围观察，即便是今天，游牧仍然是许多族群的主要生产形式。游牧经济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按照《The
Nomadic
Alternative(游牧选择)》［1］(1993)一书的介绍，现
今世界上存在着五个主要游牧地带：1.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2.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3.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至中亚山区一线。4.从黑海延伸至蒙古的欧亚大陆草原。5．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山区高原。另外还有两个可以视为典型游牧社会变体的特殊地区：1.欧亚北部高纬地区。以苔藓为食的驯鹿是牧民的饲养和狩猎对象，也是运输工具。2.南美安弟斯高地。饲养羊驼(美洲骆驼)，牧民的经济传统是高山农耕与牧场相结合。
游牧文明是人类发展史上主要文明类型之一，但是现代学者对于游牧文明的关注和了解可能与其在世界文明史上应该占有的位置是不相称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文明体系包括14个独立文明、6个失落文明和16个卫星文明，“邻近欧亚与亚非大草原地带的各土著游牧文明”只是以整体被列为卫星文明中的一个［2］，似乎不足以反映诸游牧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不同特质。原因或许可以归纳为三条：首先，绝大多数学者是站在根植于农耕文明和工业社会的现代视角下来审视游牧文化的，在认识角度上存在对游牧社会的隔膜和误读；其次，历史文献中关于游牧族群的记述绝大多数出自农业社会，偏见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第三，由于经济形态和政治格局的变革，游牧社会在发生变迁，游牧文化日渐式微，民族志材料的重要性在降低。游牧文化的起源问题是西方学术界研究游牧文化的一个热点，也是难点。汤因比认为游牧文明的发生是某种由简单到复杂的经济生产方式在渐进式发展过程中脱离标准发展道路的选择结果，“我们甚至不能大概地给出假定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渐变时间，如果说这个过程是一个隐含未露的谜，那么游牧生活的起源则是这个谜中最隐秘的部分”［3］。现代学者将游牧文化起源视为研究难点的原因还可以再加上一条——游牧生活的流动性、质朴性和分散性决定了相关考古学材料的相对匮乏。
有的中国学者认为“在游牧文明的起源问题的研究上，学术界长期以来以摩尔根为代表的单线进化论占主导地位，他们都坚持前亚是游牧文明一元起源论。摩尔根认为，中亚和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源于闪族和雅利安人的迁徙和传播”［4］。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这样表述：“到野蛮时代中期阶段开始之时，东半球最先进的部落显然不知有谷物，却已经有了家畜，因而能得到肉类和乳类的供应，他们的生活状况远胜于美洲土著；处于同期的美洲土著虽会种植玉蜀黍等作物，却没有家畜。闪族和雅利安族之从大群野蛮人当中分化出来，似乎就是由饲养家畜开始的……雅利安族和闪族之所以得天独厚，主要是由于他们重视牲畜的繁殖犹如重视他们自己一样。他们事实上已将牲畜，包括它们的肉、乳和筋，统统安排在生活计划之内。人类当中没有其他任何种族，做到他们这一步，而且在他们两者之中，雅利安族又比闪族更进一步。无论是雅利安族或闪族，当他们一旦习惯于畜牧生活以后，势必要学会种谷物，以便在远离草原的地方维持其大群牛羊的饲料，然后才有可能带着他们的畜群重返亚洲西部和欧洲的森林地带。因此，如前所述，谷物的种植看来很可能是出自牲畜的需要，并与这些部落向西方迁移的运动有关；而且，他们由此获得的知识终于使他们自己得到了淀粉食物。”［5］
“前亚地区游牧文明一元起源论”的理论基石似乎不能单纯地归结为以摩尔根为代表的单线进化论，实际上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认为游牧文明发生于某个特定地区，然后逐渐向其他地区传播。这种认为某种特定文化现象出自一个共同起源的观念通称为传播主义，自英国人类学家E.B.Tylor
1871年出版《原始文化》以来广为流行。传播主义者未能解释文化特质的最初起源，并且将文化现象与人及其社会的作用相割裂，其明显的理论缺陷已经被许多学者所诟病。就游牧文明的起源研究而言，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西方学者其实已经超越“前亚地区游牧文明一元起源论”的束缚；其二则是认为游牧经济形态的出现早于农耕。
摩尔根关于人类社会普遍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从简单到复杂通过共同途径进化的思想虽然被批评为“单线进化论”，但是将游牧视为从狩猎进化至农耕的一个中间阶段，或者是将游牧视为狩猎向农耕进化过程中的某种变异性选择，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来研究游牧文明起源问题确实是早期西方学者的思维取向。以Emile
Durkheim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派亦深受影响。Durkheim根据社会组合的程度(复杂程度)划分社会类型，认为游牧群体是最简单的社会，所有社会类型都是这一类型的复杂形式；游牧群体集聚为氏族，进而演化为部落，氏族联盟固定下来成为村落，村落社会之上是由各种氏族部落形成的简单多形式社会，然后逐渐融合为高级多形式社会［6］。汤因比的观点颇具代表性：“经济生活方式是假定逐步由简单到复杂，由几个彼此衔接的阶段——狩猎采集、动植物的驯化栽培、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相接合的定居——构成的。根据这个模式，游牧生活被假定为一种从动物驯化阶段的标准发展道路分离出来的有选择的体系，因为游牧生活基本上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畜养牲畜的形式。”［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