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民族的农耕文化，对中华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也是巨大的。阿尔泰语系民族历经多次迁徙。其中，突厥语民族从古代起就陆续不断地西迁，其中许多部族在天山一带定居下来，有些部落继续西行，翻过天山，抵达中亚。历史上把这一带称作西域，西域的人种、民族、语言、宗教信仰，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变迁，发生着巨
大的变化。汉代起始，匈奴、羌、柔然、突厥、契丹、蒙古等大量北方民族涌入西域，各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公元611年，西突厥汗国建立，首府设在龟兹（现库车）北三弥山，统治着包括新疆与中亚的广大地域。公元10世纪，随着蒙古高原上回鹘汗国的覆灭，大批维吾尔人西迁，投奔先期入住西域的亲族。他们在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绿洲上定居，从事农耕。维吾尔人在同时建立起两个政权——以吐鲁番为中心的高昌回鹘汗国，以巴拉萨衮、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喀拉汗王朝。西域迅速突厥化，突厥语民族成为西域的主体民族。
丝绸之路贯穿西域，它如同一根纽带，把东方与西方的文化联结起来，把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连成一体。在西域，东西方文化汇合，多种宗教汇合，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并存。受惠于这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文化条件，生活在西域的突厥语各民族，在生产与生活方式、人文地理环境、民族构成等诸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维吾尔、乌孜别克等农耕民族，他们的农耕文化与漠北草原游牧文化已迥然有别。西域地区的北方民族文化，具有复合型文化特点，是一种西域化的北方民族农耕文化。西域化的北方民族农耕文化，是北方民族传统文化与西域古老文化有机的结合。这种结合创造出魅力四射新的西域文化、新的突厥语民族文化。
西域自古具有悠久的戏剧传统，维吾尔等中亚民族以能歌善舞闻名天下。西域歌舞戏的兴起，至唐代进入鼎盛之期，并对中原戏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域歌舞戏包含较多的戏剧成分：有故事，有情节，有唱，有舞，有科白。唐代是西域歌舞戏鼎盛时期，有许多精彩的剧目，有不少高水平的演员，演出形式亦多种多样，影响力也是越来越大。西域歌舞戏与中原戏剧传统相结合，形成了中国戏剧史上有名的“唐代歌舞戏”。由于唐代歌舞戏是在西域歌舞戏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它的一些有影响的剧目，多源于西域歌舞戏。例如，《苏莫遮》是唐代歌舞戏中影响最大的剧目，而此剧目一直是西域歌舞戏代表性剧目。唐代慧琳在《一切经音义》中这样解释道：“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自安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从上述记载看，《苏莫遮》出自龟兹，是一种歌舞面具戏。而“泼水”是《苏莫遮》歌舞戏的重要特点，其意义是祛病求安康。因此，《苏莫遮》又称《泼胡乞寒戏》。据《旧唐书·中宗纪》记载：唐中宗对《泼胡乞寒戏》甚为喜爱，他不仅自己观赏，还令手下官员去观此戏。此歌舞戏盛行于长安洛阳两京。马上、马下及乐队三部分综合为一伎，曰《苏莫遮》。《苏莫遮》歌舞戏在中原流传之广、影响之深，从唐代诗人张说的一首《苏莫遮诗》中可以看出：“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眼紫染须。”［6］这是指《苏莫遮》歌舞戏来自西域，表演的演员亦是深目紫须的西域胡人；“绣装帕额宝花冠”则是说演员演出时着胡服；“油囊取得天河水”意指以油囊盛水撒泼。在出土的唐俑中，有背负盛水油囊的胡人形象。这首唐诗生动地描绘了西域歌舞戏《苏莫遮》在中原演出的盛况。
唐代歌舞戏另一重要剧目《西凉伎》，同样也是源自西域歌舞戏的剧目。自安史之乱后，吐蕃趁虚而入，凉州陷落，道路阻断。安西都护向朝廷贡狮子，有两名西域胡人随来。由于凉州陷落，有家不能归，西域客思乡心切，对着狮子哭泣。狮子竟通人性，向西方哀吼，令思乡人断肠。这就是《西凉伎》的主要内容。诗人白居易的《西凉伎》一诗，动人心弦、充满悲壮之情。这首诗不仅描写了《西凉伎》的内容、演出形式，而且还细腻地刻画了《西凉伎》弄狮者悲切的心情。《西凉伎》令人观后掩面而泣，西域歌舞戏的艺术魅力可想而知。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狮子胡儿之伎，诚不及崔张所演(西厢记)，前后五本二十折之风流旖旎，然其主题之严正，表现之超越，关系之重大，不仅唐剧中鲜见，即在元明以来之剧本中，亦难指其俦！”［7］《西凉伎》是由胡腾舞与狮子舞编成的歌舞戏，不仅有歌，有舞，有情节，还有科白。演员来自西域安西，他们的形象是“紫须深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西域歌舞戏，也就不会有唐代歌舞戏。这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已被许多学者所公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