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促进文化多元化与文化多样性，提倡各种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已成为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关于中华多元一体文化形成与发展的研究、中国各民族文学的贡献及其相互关系研究，是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在21世纪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上述课题的研究中，北方民
族文化与文学的研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之所以这样说，可以罗列出各种理由，括而言之：第一，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曾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北方民族的游牧文化不仅影响过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而且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第二，中国的许多政权是由北方民族创建的。北魏与北朝(北齐与北周)的政权是鲜卑人(或鲜卑化的匈奴人)创建的。契丹人与女真人建立的辽与金，虽然统治的是北部中国，然而其影响力则波及全国。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满族人建立的清朝，统治中国达460多年之久。此外，唐代皇帝的血脉中亦流淌着鲜卑人的血液，盛唐文化是由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其中北方民族对盛唐文化所做出的贡献尤为显著。北方民族掌握政权的时期，往往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高潮时期，也是各民族文化互动影响最活跃的时期。第三，在北方民族文化中，狩猎文化、渔猎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曾长期并存。北方民族这种多元化、多样性的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促进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架构的形成与发展。第四，北方民族文学是中华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神话传说、英雄史诗、歌舞戏剧等文学体裁，在汉族文学中属于缺类，而在北方民族中却非常发达。在北方民族文化长期的影响与熏陶下，中国北方作家群体具有刚健、豪迈的文风，涌现出许多著名的诗人与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的边塞诗，无论其内容，或是其诗风，也都与北方民族的文化与生活息息相关。
我们所说的北方民族，主要指的阿尔泰语系民族［1］。阿尔泰语系包括三个语族：满—通古斯语族(满、锡伯、赫哲、鄂伦春、鄂温克、朝鲜［2］）、蒙古语族(蒙古、达斡尔、土、东乡、保安)、突厥语族(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裕固、撒拉)。上述阿尔泰语系民族，一般称之为北方民族。北方民族的先民，多为神箭手，酷爱射猎，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曾在北方的山林中以狩猎为生。居住于河汊大江之畔的先民，则从事渔猎。后逐渐南迁与西迁，开始过上了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游牧生活。北方民族善于骑射，常年驰骋在蒙古高原和中央广阔无垠的草原上。狂飙、暴风雪、恶劣多变的气候、严酷的生存环境、艰苦的游牧生活以及为争夺草场和畜群所进行的连绵不断的征战，造就了他们能征善战的本领、慓悍豪迈的性格，形成了尚武的英雄观。以万物有灵论为哲学基础的原始萨满教信仰，渗透到北方民族生活与习俗之中，对北方民族文化与文学的影响根深蒂固。
北方民族的民间文学蕴藏量极为丰富，内容一般都比较古老。例如，11世纪维吾尔著名学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编纂的《突厥语大辞典》中，曾收录了这样一首原始性歌谣：派小伙子去干活/摇树采集新鲜果∕猎取野马和黄羊／过个佳节得欢乐。/带兔鹰去狩猎/纵猎犬去撕咬／用石击狐狸与野猪／我们以本领自豪［3］。这两段诗在我们面前再现了维吾尔及突厥语民族先民的原始生产与生活方式。那时，畜牧业与农业尚未出现，人们过着以采集野果和狩猎野生动物为生的原始生活。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用石击狐狸与野猪”这诗行，因为在我国山西、陕西、河南、内蒙古、甘肃等省区的旧石器时期的遗址中，相继出土了大量的用于狩猎的石球，与石球一起出土的还有用石球获猎的野马、羚羊等动物化石［4］。这表明，旧石器时期，用石击获取猎物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原始狩猎方式。出土的石球和动物化石可以激发起我们对于人类原始生活情景的想像，然而，用如此生动、形象的语言记载下来的原始诗歌，在国内外也较为罕见。
在北方民族民间文学中，反映狩猎生活的作品数量之多不胜枚举。熊崇拜与熊始祖神话、狼崇拜与狼始祖神话，几乎存在于阿尔泰语系各个民族之中，构成了我国北方民族具有标志性的“熊文化”与“狼文化”。此外，描写神箭手事迹的“莫尔根”、“巴图尔”的英雄传说，在北方诸民族中流传得也相当广泛。柯尔克孜族口承史诗《阔交加什》与《布达依克》以独特的视角反映了柯尔克孜祖先古老的狩猎生活，具有浓郁神话色彩。柯尔克孜神箭手阔交加什、手擎神鹰“布达依克”的柯尔克孜可汗，均因猎杀野兽过度而受到动物神的惩处。以狩猎为内容的民间文学作品，在北方民族中之所以蕴藏量丰富、流传面广泛、影响深远，与北方民族长期的狩猎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在北方游牧民族之中，为争夺草场与畜群而引发的氏族之争、部落之战，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征战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英雄，这些英雄视死如归，不仅保护了本部落民众与畜群的安全，而且又在征战中缴获大量的战利品。正如《草原帝国》作者对游牧民族的描绘：“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集齐，多如尘沙。”［5］这些草原帝国的游牧民相信，杀人多者为英雄，掠夺财物多者为英雄。在这种英雄观的支配下，征战中的英雄受到所有人的崇敬，他们的事迹在民众中流传。日久天长，便演变成为英雄传说、英雄歌谣、英雄史诗。在北方民族中，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等属于勇猛慓悍、能征善战的民族，千百年来他们一直以游牧为生。突厥——蒙古英雄史诗群就是在游牧生活与频繁的征战中形成与发展的。在200多部中小型突厥——蒙古英雄史诗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内容丰富、情节生动、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的巨型英雄史诗，蒙古族的《江格尔》与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就这样诞生于世。令国际学术界大为震惊的是，这两部20多万行的英雄史诗，至今仍在口耳相传，是口承史诗。
85岁的居素普·玛玛依是目前世界上惟一一位能够完整演唱8部23万行《玛纳斯》的歌手，他被国内外誉称为“当代荷马”、“活着的荷马”。藏族虽然不属于阿尔泰语系民族，但是，流传于藏族与蒙古族地区的英雄史诗《格萨(斯)尔》最初也是在牧区形成与传播的。因此，可以说，英雄史诗是游牧文化的产物，游牧文化造就了我国的三大英雄史诗，而三大英雄史诗的形成与发展，也把游牧文化推向了辉煌。英雄史诗是北方游牧文学对中华文学最杰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