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述青铜器的文化性质问题，历来有不同说法。一种意见认为商周铜器窖藏，是商周文化向北渗透的证据；一种意见认为，商式青铜礼器是商族遗民带到这里来的；有人认为因特殊的政治背景使青铜器的所有者逃离前埋入地下；还有一种意见，将商周铜器群与北方式铜器群加以区分，认为两者分属于不同的族群，即前者为
商周文化的所有者，而后者为当地土著。我们认为这些意见并不符合实际，因为铜器群除窖藏外，有些出自墓葬，在燕山南北地区都发现商周青铜礼器与典型北方式金臂钏共存的现象。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近年来已发现北方式青铜器和商式青铜礼器共存的现象，如河北滦县陈山头墓内典型的北方式管銎斧、弓[JP2]形器同商代晚期的青铜礼器鼎、簋等共存［38］。由此可以推测，燕山南北地区出土的商周铜器墓、窖藏和北方式铜器群，应分属于魏营子文化和围坊三期文化。
长城沿线西部地区，以朱开沟文化和李家崖文化为代表。朱开沟文化自第三段(约公元前2000年初)始出现青铜器，如锥、针、臂钏、耳环、指环等。第五段见有青铜容器、兵器、工具等，年代约当殷墟一期。朱开沟文化自第三段始进入青铜文化的范畴，同东部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大坨头文化相当。该文化有特征鲜明的陶器群，典型器类有花边鬲、蛇纹南、带纽圆腹罐和三足瓮等，同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大坨头文化陶器群有显著区别。
李家崖文化是以陕西清涧县李家崖遗址的发掘而得名，主要分布于陕北和晋西北地区。关于该文化的年代，根据发掘简报的推断，其年代上限为殷墟文化第二期，下限不晚于西周中期。如果如此，那么该文化与东部地区的魏营子文化和围坊三期文化相当。
西部地区青铜文化也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关于朱开沟文化和李家崖文化的关系问题。如前所述，朱开沟文化的年代为夏至殷墟一期，李家崖文化的年代为殷墟二期至西周早期，两者在年代上正好衔接。那么，似可推测李家崖文化是从朱开沟文化中发展起来的，这一点从陶器特征方面可以得到佐证。李家崖文化的陶鬲、罐、三足瓮等的形制，接近于朱开沟文化晚段的同类器物。
二是李家崖文化与铜器墓的关系问题。如众所知，在李家崖文化分布的范围内，曾发现许多铜器墓，如晋西北的石楼后兰家沟［39］、二郎坡［40］、曹家垣和褚家峪［41］、义牒［42］、保德林遮峪［43］、柳林高红［44］、吉县上东村［45］，陕北的绥德墕头村［46］、后任家沟［47］、清涧解家沟［48］、寺墕［49］、张家坬［50］、淳化黑豆嘴［51］、永和下辛角［52］等。根据目前的发现，这些铜器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如山西柳林高红、吉县上东村、延川去头村［53］等墓葬出土单纯北方式青铜器，如短剑、管銎斧、条形刀、弓形器及金耳饰等；另一类如保德林遮峪、绥德墕头村、清涧解家沟等墓葬，以商式青铜礼器和北方式青铜器共存，如鼎、簋、甗、瓿、卣、觚、爵、盘、觥、盉、盘、斝、罍等商式青铜礼器和短剑，管銎斧、蛇首匕、兽首刀等北方式青铜器同出；还有一类如清涧张家坬、山西忻县羊圈坡［54］等墓只出商式青铜礼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