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不能因为文化遗存中青铜器占优势，便冠之以青铜文化。众所周知，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存仍以打制石器为主，不能将其视为旧石器时代文化；早期青铜文化遗存中石器仍大量存在，青铜器只是少量的，不能将这类文化遗存看做是新石器时代遗存；同样的道理，早期铁器时代遗存中青铜器占优势，但已出现了铁器并逐渐得到普及。因
此，将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遗存从青铜文化中区分出来，并冠之以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是可行的。
关于北方青铜文化的发展序列及其相互关系问题
长城沿线及其以北地区的青铜文化遗存，大体以张家口为界分为东西两大区域。东部地区以燕山为界，以北地区分布有夏家店下层文化、魏营子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燕山南麓分布有大坨头文化、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14］。燕山南北地区青铜文化的年代大体相对应，只是燕山以北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延续至春秋时期，燕山以南的张家园上层文化至西周中期以后被燕文化所取代。
张家口以西地区的青铜文化尚不十分清楚，根据目前的发展，有分布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及其周围地区的朱开沟文化［15］和分布于晋西北和陕北的李家崖文化［16］，大体与东部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魏营子文化和大坨头文化、围坊三期文化相当。同夏家店上层文化早期及张家园上层文化相当的青铜文化遗存尚不清楚，有待今后填补这一空白。
如前所述，东部地区燕山南北青铜文化的序列比较清楚。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范围问题。当初确定夏家店下层文化之时，燕南地区(包括京津唐)发现一些类似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物，开始将这类发现归入夏家店下层文化，后来又称之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南类型。随着燕山南麓田野工作的不断深入，积累的资料愈来愈丰富，以大坨头、张家园遗址下层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具有独特的内涵，表现在埋葬习俗、陶器的类型与特征，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有本质的区别，两者之间的相似性是次要的。因此，将这类遗址命名为大坨头文化，并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区别开来是正确的［17］，这是近年来燕山南北地区青铜文化发现与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二是燕山南北地区发现的商周之际青铜器及青铜器窑藏的文化归属问题。燕山南麓曾陆续出土商周之际铜器墓，窖藏和北方式铜器群，如北京平谷刘家河商晚期墓，出土鼎、鬲、甗、爵、卣、斝、罍、盉、盘等商式青铜礼器，伴出的有典型北方式金耳环和金臂钏［18］。有人认为该墓的年代为殷墟一期［19］；河北卢龙县东闬各庄商晚期墓，出土鼎、簋等青铜礼器，伴出的北方式弓形器和金臂钏［20］。西周初的有北京昌平白浮墓群，出土鼎、簋、壶等青铜礼器及刻字卜甲等，伴出的有北方式青铜短剑、刀、巴、盔等［21］；河北兴隆县小河南村出土青铜短剑、矛、戈、钺、刀、器盖(有铭文)等［22］；河北迁安县马哨村墓葬出土青铜鼎和簋。伴出的陶鬲和罐同张家园墓地出土同类器物类似，年代亦相当［23］；天津蓟县张家园墓地出土青铜鼎和簋，伴出的有北方式金耳环，年代为商周之际［24］。
燕山以北发现铜器墓和窑藏更为丰富，如辽宁喀左北洞1号坑，出土商代晚期的五罍一
瓿［25］；朝阳地区出土商中期青铜鼎［26］；赤峰克什克腾旗天宝同出土商晚期甗［27］。西周初的有喀左县山湾子村出土青铜鼎、鬲、甗、盂、尊、卣、罍、簋、盘状器等［28］；凌源县海岛营子村小转山子出土以燕侯盂为代表的西周早期青铜器16件［29］；喀左县和尚沟1号墓出土青铜卣和壶，伴出的有一对金臂钏；2号塞出土铜耳环，年代相当于商周之际［30］，等等。
燕山南北地区还发现不少以北方式青铜器为主的遗存，如燕山以南的河北青龙抄道沟，出土青铜短剑、刀、管銎斧，啄锤等［31］，年代为商代晚期；河北怀安县狮子口村出土羊首刀［32］，年代为商代晚期。燕山以北发现更多，如河北兴城杨河出上管銎斧、刀、啄锤、钧形器等，年代为商代晚期［33］；辽宁绥中冯家村出土管銎戈、斧、钺、刀、三齿器等48件晚商青铜器［34］；辽宁绥中县前卫出土商代晚期的管銎斧、刀、啄锤等［35］。属于西周初的有朝阳县魏营子墓地，出土青铜盔、圆甲、羊头饰、銮铃、当卢及金臂钏等［36］；建平县大荒地出土青铜短剑、锥、扣、联珠形饰管状箍等［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