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起宁夏回族自治区,东至辽宁省西部的长城沿线及其以北地区,相当于夏商周时期公元前21~公元前3世纪的文化遗存已有大量发现,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涉及青铜文化的研究,还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这里仅就其中的两个问题谈点个人的浅见。
关于北方青铜文化的界定问题
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起源年代,目前尚有不同的认识,很多研究者将战国时期(包括战国晚期)的文化遗存纳入青铜文化的范畴。这个问题在中原地区是明确的,人们不会把战国秦汉时代的遗存视为青铜文化。众所周知,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工炼铁的是居住在小亚细亚的赫梯人,年代约为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13~前11世纪,冶铁术传入两河流域和埃及。欧亚大陆草原地带,诸如黑海沿岸的斯基泰文化、俄罗斯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等,在公元前7世纪都已发展成为早期铁器时代文化。
诚然,中国进入铁器时代的年代偏晚,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见于河南省三门峡虢国墓地1号墓,该墓出土1件铜柄铁剑,年代为西周晚期(约公元前9世纪)[1]。春秋时期出土铁器的数量有所增加。战国时期,尤其战国中晚期,铁器得到了普及,冶炼及制作技术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在北方地区,由于未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加以清楚的划分,所以将一些已进入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遗存纳入青铜时代的范畴。根据目前的发现,属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有宁夏固原杨郎[2]、彭堡于家庄[3]、内蒙古杭锦旗桃红巴拉[4]、凉城县毛庆沟Ⅰ、Ⅱ期[5]等墓地。属于战国中晚期的有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6]和西沟畔[7]、凉城县饮牛沟[8]和毛庆沟Ⅲ、Ⅳ期[9]等墓地。在这里,值得我们充分注意的是,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北方少数民族遗存中已包含有铁器,如桃红巴拉墓地出土铁刀、圆形铁块;杨郎墓地出土铁短剑、刀、矛、环、衔、镳、带饰、牌饰、镯等;于家庄墓地出土铁短剑、长方形牌饰、扁连环饰等;毛庆沟Ⅰ、Ⅱ期墓葬出土铁短剑、带钩、双鸟纹牌饰、鸟形饰等。在战国中晚期的北方少数民族遗存中铁器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加,表明铁器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玉隆太墓地出土铁鹤嘴斧、衔、铺首等;西沟畔2号墓出土铁短剑、锥、衔、镳、勺等;饮牛沟墓地出土铁短剑、鹤嘴斧、环首刀、带钩等;毛庆沟Ⅲ、Ⅳ期墓葬出土铁短剑、鹤嘴斧、刀、带钩、双鸟纹牌饰、虎纹牌饰等。上述发现证明,自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的北方少数民族文化遗存中,显示出铁器逐渐普及的发展过程。
中国的铁器时代始于何时,学术界尚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始于西周晚期(公元前9世纪左右)[10];有人认为战国中期(约公元前4世纪)以后,标志着中国铁器时代的到来[11];有人将中国青铜时代的结束期定在公元前5世纪即春秋晚期[12];有人认为始于春秋时期[13]。我认为中国铁器时代始于春秋时期的意见是可以接受的,迄今为止在10余处春秋时期的遗址中出土铁器,表明春秋时期铁器在中原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那么在北方地区,至迟在春秋晚期(约公元前5世纪)已进入铁器时代。因此,将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遗存视为青铜文化是不妥的。这里有一个认识问题需要澄清,即不能将青铜器和青铜文化简单的等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