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解释一下题目，古文化范围的辽西与自然地理范围的辽西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古文化也有一个同自然地理差不多大小的范围。根据多年考古工作的成果，我们对辽西古文化范围的认识是：东起辽河或辽河西的医巫闾山；西至内蒙古的锡林浩特到河北张家口一线；北从西辽河流域，即西拉木伦河两侧；南边到大、小凌河流域或燕
山山脉。从水系讲，包括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及它们的几个小支流。从行政区划讲，主要包括了辽宁的阜新、锦州、朝阳和内蒙古的赤峰地区。
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三个概念，分开来看不是新课题。它们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75年国家文物局恢复工作之初，在承德召开北方七省文物工作会议时，陈滋德同志同我谈今后文物保护还要贯彻“两重两利”方针，问我“两重”的重点是什么？我当时回答：“古城古国”。因为我从多年实际工作看，古城址往往埋藏很浅，高平低垫，很容易就被破坏，一重要,二难保护，所以当时提出“古城古国”应当作为文物保护重点的原则。现在看来，这一提法主要是指历史时期的遗存，而没有指出史前时期文化遗存的重点，也就是说，没有把古城古国与古文化联系起来。所以不能说没有一定片面性。
这里还要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问题。这是从我们学科发展需要进入一个阶段性转折出发而提出的。从建国初十几年间起，大家共同关心和摸索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思考怎样实现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化。长期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生搬”(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证关于社会发展史的有关章节、词句、论点和自己的研究论著镶嵌在一起)不行；“硬套”(学习苏联初期经验，把考古学简单理解为物质文化史)也不行。结论只有一个：走自己的路。什么是自己的路呢？历史文化传统给了我们启发，现实状况给了我们启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田野考古工作给了我们启发，集中到一点：我们的中华民族、我们的中华国家，原有她自己的特色，自成一系。半个多世纪的田野考古实践，使我们从比较模糊的意识到比较清晰、深刻的认识，这就是：田野考古工作、资料、研究的结果，终于可以概括为一点——它能够通过本学科的方法、手段、资料的积累与研究的深入,对上述这三大课题的系统性、阶段性和多样性，取得较胜于其他邻近学科的、更为丰富、正确(接近史实)的成果。因此，我们不妨说，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提出考古学区系类型问题，正是反映了这个学科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的转折点。说它是转折点，是因为它一方面意味着我们要对过去半个多世纪考古工作进行大量的总结性研究,另一方面我们总结的目的正是为了达到我们学科理想目标的必不可少的准备或基础工作，即真正从理论上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华国家这三个课题做出自己的贡献。不过，当时考古学区系类型问题是作为学科目标，一种学术思想、一种方法论提出的，而并未涉及工作重点问题，也就是，课题明确了，还有个如何落实的问题。“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个概念或课题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一句话，1975年谈古城古国是从文物保护角度讲的，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是总结过去，是从学科建设目标出发的。现在我们再往前走一步，把古文化古城古国联系起来，解决当前考古工作如何抓住重点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个提法是把考古学区系类型的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中心环节。
那么，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特定含义是什么呢？
古文化是指原始文化。
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
古国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