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卷是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求它从考古资料探索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原始社会的状况。上起人类的原始，下与夏商周对接，涉及中国史前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对象的各方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诸课题。
近代考古学从19世纪后半期算起，迄今不过一百几十年；我国近
代考古学的兴起，刚半个多世纪。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是当代考古学者的重大使命。记得本世纪初年有的学者曾发出过要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写续篇的豪言壮语，使后学很受鼓舞。说实在的，按照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学科刚刚起步，缺乏资料的积累，要实现这一宏大的理想原是不现实的。现在不同了，我国考古学和相关的学科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史前考古和原始社会历史的一批成果，积累了一些经验。相信不需要多久，将会有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智慧和勇气，来弥补恩格斯在《起源》一书末尾所感到的遗憾［1］，真正完成一部中国的续篇；作者希望本书能够成为实现这一理想的一块铺路石。
二
中国的远古历史涉及到两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一是从猿到人，二是从氏族到国家。二者虽都是世界范围的课题，但都与中国远古历史密切相关。
自从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明确提出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打破了上帝造人的神话；1884年，恩格斯发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科学地论证了猿之所以能变成人的根本机制。从那以后，古人类学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包括中国境内一系列人类化石的发现及其研究成果。
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发现了著名的北京猿人。魏敦瑞在仔细地研究了大量北京猿人的化石后指出，其体质特征至少有12项与蒙古人种有联系，铲形门齿就是最显著的一项。现在中国境内发现的人类化石，无论是比北京猿人更早的元谋猿人(距今约175万年)和蓝田猿人，还是大体同时乃至更晚的早期智人与晚期智人化石，无一例外都是铲形门齿。在新石器时代和现代中国人的标本中，铲形门齿占有极高的比率，高于其他任何种族。其他许多体征也有类似的现象。吴汝康在概括地比较了这些特征上的相似性以后写道：
“上述这些在现代蒙古人种中出现率特高的性状，在中国发现的直立人直到晚期智人中都经常出现。显示它们与黄种人和现代中国人之间存在着连续性，有着亲缘上的继承关系。自然，在这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中，必然也与其邻近地区不断有基因的交流。”［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