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近30年中，中国考古学初步揭开了旧史书有关古代传说的神秘面目，显示出从原始社会至阶级社会这一社会发展的轨道。建国近40年来，考古事业得到了大发展，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约有7000余处，经正式发掘的也在100处以上，取得了新石器、青铜器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大量考古成果。
在中华民族
形成这个重大问题上，考古学的认识曾有过偏差。表现为过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贬低了北方古文化。现在看来，把黄河中游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称做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这一认识大大开阔了考古学家观察中华辽阔国土上古代各族人民创造历史真相的视野，开始了从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异同等方面进行考古学区系类型的划分，为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取得突破提供了可能。
中华文明的曙光是怎样发现的？
1979年5月，辽宁开展全省文物普查试点，在西部大凌河流域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村发现了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这一发现，启发考古人员在邻近地方寻找其他有关遗迹。几年之后，果然在相距几十公里的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相继发现了一座女神庙、多处积石冢群，以及一座类似城堡的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发现了一个如真人一般大的彩色女神头塑以及大小不等年龄不同的成批女性裸体泥塑残块及多种动物形玉、石雕刻，特别是几种形体不同的“玉猪龙”。这些考古发现，说明了我国早在5000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我国其他地区还没有发现相应时间的类似遗迹群。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国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看来，距今4000年前后，是辽西地区社会发展、文明昌盛的时期，它的文化特征是：聚落密集分布在河谷地带，几乎都有防御设施，由一串小城堡组成的群体恰恰分布在战国秦汉时代古长城线上，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原始长城”？由此，也可以对秦长城性质得出新的认识，长城除了防御外，也有个标志两种经济文化类型，即农牧区分界的作用，长城内是农区，长城外是牧区，长城也不应理解为当时的北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