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市西郊松山遗址，也是一处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17]。遗址是一片范围较大的固定沙丘，文化遗物散见于松山周围。这里的文化遗物都是各种细石器，没有发现与这些石器同时代的陶片。
同样不见有陶片共存的文化遗址，还有陕西大荔沙苑[18]、河南许昌灵井[19]等遗址。在这些遗址中发现的文化遗物都具有比较古老的文化特征，显然要早于那些与陶器共存的细石器文化遗址，它们都是属于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松山遗址发现的细石器独具特点，典型的石器是呈船底形、扁锥形、楔形的扁体石核和各种类型的石叶，此外还有刮削器、雕刻器、砍砸器、石镞等。石核具有早期特征，为其他细石器遗址所罕见。石叶呈长条形薄片，锋刃锐利，适用于切割或穿刺。这些遗物，说明这里的先民们当时是过着渔猎采集的生活。据研究，松山遗址的年代距今有八九千年。在中石器时代，海拉尔周围是一处水草丰美的湖泊地带，这里是人类从事渔猎采集活动的良好场所，塞北地区的松山先民在这里生活过，因此留下这些文化遗物。
船底形石核是松山遗址的典型器物。这样的石核，在我国其他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就已有发现，在塞北伊克昭盟萨拉乌苏河一带，在山西峙峪、下川，河南安阳小南海，河北阳原虎头梁等遗址中，都发现过船底形石核。据碳十四测定资料研究，山西峙峪遗址的细石器年代最早，而松山遗址的细石器年代晚于上述各遗址。这项研究说明细石器最初流行于黄河流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逐渐缩小，出现并渐具细石器的雏形，较晚就已经出现典型的细石器。到中石器时代成为细石器的盛行时期。这也说明黄河流域是细石器的发源地，以后逐渐影响到我国的北方，塞北地区的松山遗址就是一个例证，同时也说明了塞北地区中石器时代文化与黄河流域史前文化的渊源关系。
细石器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特别是在弓箭发明以后，随着渔猎经济的发展，细石器大量出现。塞北地区的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以及锡林郭勒盟广大草原地带，也发现许多有细石器的遗址，特别是在呼伦贝尔市的克鲁伦河、乌尔逊河和达赉湖沿岸，细石器分布比较密集。通辽市的教来河流域、霍林河沿岸普遍分布着细石器遗存。在锡林郭勒大草原上，也常采集到大量的细石器。但是，各地遗址的情况并不一样，有的共存有大型的打制石器，有的共存有磨制的石器和陶片，有的甚至共存有时代较晚的铜器、铁器，也有的没有陶片和晚期遗物共存，说明这些遗址的年代是不相同的，也说明细石器的使用年代延续很长。细石器工具适宜于渔猎经济生活，也适宜于畜牧业经济生活，因此在塞北地区广大草原地带细石器的使用年代延续很长。在塞北地区草原地带众多的有细石器的遗址中，可能有一部分将是中石器时代的遗存，这有待于今后的研究。
注解：
[1]汪宇平《呼和浩特市大窑村南山四道沟东区旧
石器制造场1983年发掘报告》，载《史前研究》1987年第2期。
[2]图1.大密龟背形刮削器
[3]汪宇平《内蒙古阴山地带的石器制造场》，载《内蒙古文物考古》创刊号，1981年。
[4]裴文中、贾兰坡《山西襄汾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8年。
[5]贾兰坡、龙玉柱《山西怀仁鹅毛口石器制造场遗址》，载《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6]贾兰坡《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
[7]贾兰坡《中国猿人及其文化》，中华书局，1964年。
[8]贾兰坡、盖培、龙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2期。
[9]黄慰文、卫奇《萨拉乌苏河和河套人及其文化》，载《鄂尔多斯文物考古集》，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编，1981年8月。
[10]《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一章第18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11]贾兰坡、卫奇《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载《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12]贾兰坡、盖培、尤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2期。
[13]安志敏《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洞穴堆积试掘》，载《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14]石彦莳《扎赉诺尔附近木质标本碳十四年代测定及其地质意义》，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6卷第2期。
[15]吴新智《山顶洞人的种族问题》，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2卷第2期；赵一清《山顶洞二女性种族属源问题的研究》，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1年第3期。
[16]吴新智、张银运《中国古人类综合研究》，载《古人类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
[17]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18]安志敏《陕西朝邑大荔沙苑地区的石器时代遗存》，载《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19]周国兴《河南许昌灵井的石器时代遗存》，载《考古》197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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