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河套人与萨拉乌苏文化
在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有世界闻名的鄂尔多斯高原。这里西、北、东
三面被黄河环抱，南与古长城相临，是地球上最原始的古陆之一；曾经历了多次重大而复杂的地质构造运动和海陆变迁，所以是一块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这里有种类繁多、门类齐全的“萨拉乌苏动物群”化石和地球上中生代曾称霸一时的恐龙化石、数以千计的恐龙足迹化石，是世界上公认的古生物化石的宝库。闻名于世的“河套人”的故乡就在鄂尔多斯高原西南萨拉乌苏河一带。“河套人”揭开了鄂尔多斯人类历史的序幕。
萨拉乌苏河是黄河支流无定河的上游，蒙语的意思是“黄水”，因为过去这条河流两岸长有红柳，所以也称为红柳河。河水发源于陕西省西北部的白于山北麓，流入鄂尔多斯高原，在毛乌素沙漠里曲折迂回，开拓出一条弯弯曲曲、宽阔而又幽深的河谷，不仅冲刷了大量泥沙汇入滔滔不息的黄河，而且使大量“河套人”的遗存重见天日。1922～1923年，法国学者桑志华和德日进等人，在嘀哨沟湾和大沟湾一带调查、发掘并采集了动物和古人类化石、石器，同时还发现了古人用火痕迹等。其中有一颗八九岁幼童的左上侧门齿化石，加拿大学者步达生把它定名为“鄂尔多斯牙齿”。40年代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把它译为“河套人”，从此河套人及其创造的文化便蜚声中外。从50年代中叶起，中国的学者曾多次有组织地对萨拉乌苏河一带进行科学考察和发掘，出土了许多古人类化石和相当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物，大大丰富了以往有限的资料。其中有河套人的额骨、顶骨、枕骨、门齿、下颌骨、椎骨、肩胛骨、肱骨、股骨、胫骨、腓骨等23件[9]。石器除石片和石核外，还有采用直接打击和压制法加工成细小的、形式多样的刮削器和尖状器、雕刻器等。石器的原料多为石英岩和燧石。河套人的石器特征是器型小。这些细小的石器制作方法与以后出现的用间接方法制作的细石器虽有严格的区别，但在遗址中发现了柱状石核，说明河套人生活的时代已有发达的细石器色彩。多次的考察和发掘，不仅丰富了河套人及其文化的资料，而且澄清了过去“河套文化”的错误命名。“河套文化”原来将萨拉乌苏河一带遗址与宁夏水洞沟遗址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混为一谈，现在分别称为“萨拉乌苏文化”和“水洞沟文化”。萨拉乌苏文化为河套人的文化，主要遗址在嘀哨沟湾和大沟湾两个地点，而水洞沟文化虽然也是旧石器时代的晚期文化，但是它晚于萨拉乌苏文化。通过对萨拉乌苏河两岸的原生地层中发掘出的数件河套人的化石进行放射性碳素断代和铀系法断代，确定河套人的年代为距今50
000至37 000年[10]，从而解决了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河套人化石出土地层不清的重大学术问题。河套人的门齿和头部化石特征与现代蒙古人种(黄种人)相近，河套人化石虽然保留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的一些原始性特征，如头骨骨壁较厚，骨缝简单，颌骨较粗壮，股骨壁也很厚，髓腔很小等，但从河套人体质特征来看，已是很接近现代人了。
萨拉乌苏河文化遗址中的出土物，除有较多石制品、石器外，还有许多人工打碎的动物骨化石，以及少量的炭屑等。这些动物骨化石当是河套人生存的主要猎物，人工打碎的动物骨头是河套人的“生活垃圾”，炭屑是河套人生活用火留下的遗物。经鉴定，这些动物化石有多种哺乳动物、鸟类和啮齿类动物，其中有羚羊、披毛犀、野马、野牛、鹿、骆驼、鸵鸟等，特别是羚羊的角和肢骨发现较多。还有带部分头骨的羚羊角和被截去枝叉只保留基部或主干的鹿角，这可能是河套人加工工具留下的痕迹。
在萨拉乌苏河一带出土的动物化石很多，被命名为“萨拉乌苏动物群”，有诺氏古菱齿象、野驴、野马、披毛犀、普氏羚羊、河套大角鹿、原始牛、王氏水牛、诺氏驼等等，特别是“河套大角鹿”、“王氏水牛”是萨拉乌苏特有的古动物。这里的古动物种类繁多，门类齐全，表明当时萨拉乌苏河一带是以草原为主，兼有针叶、阔叶混交林，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是人类以及与之共存的动物赖以生存的好地方。“河套人”就在这美好的地方生活、繁衍，创造了萨拉乌苏文化，为塞北地区鄂尔多斯人类的历史，揭示了光辉的第一页。
萨拉乌苏文化的石器同比它早的北京人文化、山西阳高许家窑人文化[11]以及比它晚的山西朔县峙峪文化[12]、河南安阳小南海文化[13]的石器相比，在许多方面有相同之处。北京人文化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许家窑人文化是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而峙峪文化的小南海文化都是晚于萨拉乌苏文化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这些不同时期、各具特点的文化都出土有细小的石器，不论是石器的制作加工法还是石器的类型都很类似，说明它们在文化传统上都属于一个系统，即属于华北地区的“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其基本特点是利用不规整的小石片来制造细小的石器，这种细小石器在石器中所占比例大，类型也多，而大型石器则相对较少。这一切说明，塞北地区的萨拉乌苏文化与这些内地文化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也说明中华古代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三)扎赉诺尔人与松山遗址
距今大约15 000年左右，中国大地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那时地球大地变得温暖湿润，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人类文明有了突出的发展，弓箭的发明使人类狩猎经济更加发展。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类的社会组织也相应地从不稳定的杂居野处及原始群婚制向稳定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母系氏族社会转变。由于弓箭的发明，这时人类使用的石头工具普遍细化，人们称之为细石器，但大型的打制石器仍在继续使用，有的甚至局部磨光。中国细石器主要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北，特别是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区更为密集。这种细石器的发达，是由于狩猎的进步而导致复合工具普遍出现，渔猎经济与弓箭的使用联系在一起，从而使石器普遍细化。中国史前文化这一进程同欧洲史前文化的发展颇有相似之处，但欧洲乃至西亚、北非等地的细石器是以几何形为特征，如三角形、斜长方形、梯形、半月形等，而中国的细石器则多为细长石叶等，说明中国的细石器与欧洲、西亚、北非的细石器是属于不同的系统的。塞北地区地处中国的北疆、长城以北，这里属于中石器时代的遗址有呼伦贝尔盟满洲里、扎赉诺尔、海拉尔松山等地。
中石器时代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目前我国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发现还不多，尚属考古工作的薄弱环节，而且遗址多未经过正式发掘，塞北地区的中石器时代遗址也是没有经过大规模发掘，例如海拉尔松山遗址就没有发掘过。
1933年在塞北地区呼伦贝尔盟的扎赉诺尔发现了第一个人头骨化石及其文化遗物，人头骨化石被定名为“扎赉诺尔人”，学术界认为这是属于中石器时代的人骨化石和文化遗物。中外专家学者对这个发现都极为关注，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络绎不绝来到扎赉诺尔考察。后来日本人又发现三个头盖骨化石(抗日战争胜利后交还给了中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专家学者对扎赉诺尔非常重视，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发现十多个个体的人类头骨及其他骨骼的化石，同时也出土了一些石器和动物化石，大大丰富了扎赉诺尔人类化石及其文化内容。1974年，在扎赉诺尔一处第四纪地层底部，发现三件人类头骨化石和动物化石，以及人类文化遗物，从第四层底部和第五层顶部采集的木质标本，经碳十四测定，其年代距今11
400年±230年[14]，对出土人类头骨化石地层上部采集的木质标本也经碳素十四测定，证实了扎赉诺尔人及其文化属于中石器时代。
从与扎赉诺尔人共生的动物化石来看，有大量的牛、马、鹿、羚羊、狼、猛玛象等。人类文化遗物中有大量的骨椎、骨刀梗、骨鱼镖、石镞、刮削器、石叶、石核等。这些动物化石和人类文化遗物，说明扎赉诺尔人当时在这里过着渔猎经济的生活。根据对扎赉诺尔人头骨的研究，扎赉诺尔人带有现代蒙古人种的原始特征，是在形成中的蒙古人种。人类种族的出现，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人类各自在一定的地域生活。由于人类长期适应一定的自然环境，从而使不同的人类群体在肤色、发型、发色、血型、指纹、牙齿等各方面，都出现了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的基因，一代代遗传下来，慢慢地形成了不同的人种。因而人类种族的出现，是要经过从人种体质特征的最初出现到基本完善再达到相对稳定的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的。尽管蒙古人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但却是到新人阶段才最后形成。所谓形成中的蒙古人种，就是说正在发展变化中的蒙古人种。北京山顶洞人也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种[15]，经碳十四测定，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年代距今为18 000年左右，属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扎赉诺尔人同属形成中的蒙古人种。他们在体质特征上和习俗上有某些相近之处，如山顶洞人的头骨有明显的人工变形痕迹，而扎赉诺尔人的男性头骨也“有显著的由缠头引起的畸形”[16]。这种体质特征和习俗的相近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文化发展关系密切的表现。山顶洞人早于扎赉诺尔人，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