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老、病、死是人生必须经历的几个阶段，任何人都不例外。人死了以后，活着的人总是要以某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悲哀，于是有了丧葬活动。安置尸体是一个重要问题，为了妥善地把尸体处理好，需要修筑某种固定设施，这便有了墓葬。从文化的角度看，墓葬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俗，它随着时代的演进
而有变化，也因民族和地区的不同而有差异，并受着生死观、宗教观、禁忌、礼仪的制约，以葬仪、葬式、墓的形制和随葬品等来反映传统文化。在今人看来，墓葬无非是为了安置和纪念死者，然而，究其源流，它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却被固执地视为“灵魂安息的地方”。
贵州的民族墓葬，有极其丰富的内涵，无论是从墓葬的类型、葬具的形制，抑或是从“正常死亡”与“非正常死亡”的划分，以及“砍牛”、“开路”等习俗看，都具有典型意义，某些习俗在其他地方是见不到的。把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看贵州的民族墓葬，那实在太精彩了。拿墓葬的类型来说，有最古老的树葬，有喀斯特山区特有的岩葬墓，在广泛存在的土葬墓中，有土坑葬、石板墓、石棺墓、石室墓、瓮棺葬、洞室墓、火葬墓等，而岩葬墓又可分为悬棺葬、岩洞葬和岩墓，而且，在贵州还发现了一种极其罕见的铜釜套头葬。这些墓葬，一方面充分显示了贵州民族墓葬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为我们研究古代墓葬提供了许多难得的证据。从贵州少数民族的墓葬文化中，我们可以得知许多原始墓葬的信息，及早期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水平。譬如：具有氏族公共墓地性质的统一墓地，合葬墓、二次葬等等。从“开路”和“砍牛”活动中，透视出原始的祖先崇拜。从“正常死亡”与“非正常死亡”的划分中，还可揭示原始民族对灵魂的认识和理解。因此，我们在研究贵州的文化现象时，墓葬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人死了之后，弃而不葬，暴尸荒野，在今天看来，是极不人道的事，似乎不可理解。可是，在遥远的古代，这并不足为奇，《孟子·滕文公》篇就是这样讲的：“盖上世常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也许有人怀疑孟子的说法并不真实，那么，到贵州少数民族中去作一番调查，你就会相信在远古确有这样的事实。在荔波县瑶麓乡的“青裤瑶”中，至今还有“亲死不葬”的传说，大意是：老人死了，把尸体剖开，置于田中作肥料，长出很好的棉花，后来，体谅到老人在世时的辛劳，于心不忍，这才改用砍牛的方法。类似的传说，在平塘县上莫乡的布依族中也大致如此。
最古老的葬式，可能是树葬，它与人类早期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游牧生活是相适应的。人死之后，就地把尸体挂在树上，大哭一场了之。这在古书上是找得到根据的，《周易·异域上》说：“死者则以苇薄裹尸，悬之树上。”同书《系辞》说：“古之葬者，原衣以之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这种葬式，在贵州，至少在明代还可以见到。田汝成《炎徼纪闻》就记载了树葬的事，他说：“在陈蒙烂土为黑苗，又为夭苗，缉木叶以为上服……人死不葬，以藤蔓束之树间而已。”郭子章《黔记》也有类似说法，证明确有其事。当然，这种古老的葬式，经过时光的洗涤，在很多地方都消失了，幸存下来的只能是个别地方。不过，它留下的痕迹，或者说是残余形式，至今还依稀可见。譬如说，剑河摆久乡的苗族，人死以后，用杉树皮裹尸，以藤蔓梆扎，然后置于密林深处。又譬如：黎平肇兴乡的侗族，未满月的婴儿死去，不作土葬，而将其婴尸挂在树梢。
悬棺葬是我国南方古代民族的一种葬俗，它的特点是，木棺不掩埋，而是将其悬置于临江河的悬岩绝壁之上，有的是在悬岩上凿壁成龛放置棺木，有的是利用天然洞穴置棺，有的是在壁上打木桩支起棺木。悬棺葬主要盛行于苗、瑶和仡佬族的先民中，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唐人张
的《朝野佥载》，是书卷十四载：“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
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路歌，亲属宴饮舞戏，一月余曰，尽产为棺。于临江高山半肋，凿龛以葬之。自山上悬索下柩，弥高以至孝，即终身不复祀祭。”又《溪蛮丛笑》记载：“葬堂，死者诸子照水内，一人背尸，以箭射地，箭落处定穴，穴中藉以木。贫则巳，富者不问岁月，酿酒屠牛，呼‘团洞’。发骨而出，易以小函，或架岩屋，或挂大木，风霜剥落，皆置不问，名葬堂。”田汝成《炎徼纪闻》说：“(仡佬)殓死有棺而不葬，置之崖穴间，高者绝地千尺，或临大河，不施蔽盖，以木主若圭，罗树其侧，号家亲殿。”以后，(嘉靖)《思南府志》、(道光)《松桃厅志》皆有记载。现今发现的悬棺葬主要有如下几处：一在松桃云落
仙人岭，二在岑巩桐木白岩，三在石阡伍德铜鼓岩，四在贵阳市高坡乡。贵州悬棺葬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墓地都在临河的悬崖峭壁上，崖可遮风雨，但又难于攀登；第二，棺木用整木刳制，有船棺、仿屋形棺、倒棱台体棺等形制；第三，棺木置于人工凿成的壁龛中，或以木桩承托棺木，或置于天然岩穴中；第四，悬棺葬皆为“二次葬”，肢骨放在棺底，头骨置于其上；第五，随葬品极少，有的完全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