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江县施洞口姊妹节还有一种奇异的现象，谓之“不落夫家”，或者称为“坐家”。就是在举行婚礼之后，新娘返回娘家居住，时间有长有短，长的可达六七年，待生育子女后才在夫家长住，正式建立家庭，此即所谓“女嫁数日，即回母家，谓之坐家，生子然后归”。从民族学的角度看，这种现象
产生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即由从妻居转向从夫居的斗争与调和。在母系氏族时期，并不是女子嫁给男子，而是男子嫁到女子的氏族。可是，随着男子在经济上的地位抬高，女子不得不嫁给男子，然而，习惯势力并不表示屈服，于是女子便以婚后“坐家”来保护自己的尊严，但生子以后，则必须回到夫家共同抚育子女，成家立业。
在历史上，贵州少数民族中也曾有过“产翁”制。《黔记》有这样一条资料：“妇人产子，必夫守房，不门户，弥月乃出。产妇则出入耕作，措饮食以供夫，乳儿外，日无暇刻”。这大抵也是从妻居留下的一种遗风，那时，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男子则是在家守护孩子的人。
彝族在历史上长期实行“等级内婚，家支外婚”。即是说，通婚必须“门当户对”，只能在同一等级的人之间通婚，但同时又沿袭古老的氏族外婚制，不允许在本家支内通婚，必须与其他家支联姻。不难看出，古老的氏族外婚制在彝族中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它沿着惯性向前滚动。可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等级界限森严，不容许等级不同的人通婚，妥协的结果，便是互相包容，在不违反古风的原则下加以等级限制，或者说在维护等级界限的同时仍旧不废古风。
青裤瑶的婚姻早已是一夫一妻制，但有许多奇特之点。除“四不通婚”而外，历史上曾有过“七牛婚姻制”和“十年赔育制”，现实中保留着“洞洞婚”的习俗。直到清末，瑶麓一直盛行着姑舅表婚，姑母之女一定要嫁给舅父的儿子。但这种婚制存在两大弊端：其一是双方的子女数不可能完全相等，年龄也未必相当，于是造成一部分人的婚姻无法满足，需要有另外的婚姻集团来作补充；其二是男女双方的婚配选择余地很小，婚后感情不合，势必造成离异或通奸。为了弥补这两个缺陷，只好采取某种变通形式和限制手段。在瑶麓，一方面不得不允许甥女外嫁，另一方面又惟恐缺口一开，舅家的婚配无法保证，因此，规定在甥女外嫁时，甥女婿必须付出巨大代价，作为赎取女子外嫁的权利，借以体现舅权的尊严，其办法是：上户纳牛九头、中户减一头、下户再减一头，以七头牛为最低限度，故名“七牛婚姻制”。为了保证婚姻的稳定与家族的延续，离婚改嫁必须严格限制，于是规定：若是丈夫遗弃妻子，女方家族全体成员必须到男方家吃一天。反之，若是妻子先提出离婚，男方家族全体成员必须到女方家吃一天。这种习俗，瑶语称为“吃育”。女子离婚后改嫁，更被视为叛离家族，夫家决不容忍，于是规定：第二个丈夫必须恭请前夫的家族成员饱餐一顿。瑶语称为“府架育”，“府架”就是吃，“育”就是酒。不但如此，来吃酒的人都自带一个小竹篮，吃完之后，每人装一篮糯米饭带回，倘若篮子不满，或有一部分人没有得到，次年再补，一直补到大家心满意足为止，有的甚至延续十年，故称之为“十年赔育制”。
“七牛婚姻制”和“十年赔育制”给社会带来严重后果。首先，在这种制度下，成婚者寡，独身者众，人口锐减。其次，结婚破费很大，许多家庭因此破产，生产陷于停顿。面临着这些危机，不得不实行婚姻改革，反其道而行之，过去重惩不实行姑舅表婚的人，而同治三年以后改为惩罚“讨外甥女”的人，“惩牛八只，钱三千”，聚寡妇的也只须“放水牛二只，钱六百文，穷者三百文”。这一改革，给姑舅表婚致命的台江苗族谈婚洞一击，扩大了通婚范围，有利于青裤瑶社会的发展。经此一变，自由恋爱蔚然成风，然而，由于习惯势力的影响，没有姑舅关系的青年男女，谈恋爱只能隔着门壁对话，双方不能直接对话，加之瑶麓地狭民稠，不便在野外谈情说爱，于是产生了一种奇异婚俗，叫做“洞洞婚”。姑娘年满14岁，父母便将她的寝室安排在门旁，床头临街，并在对着头的板壁上凿一个小洞。入夜，男青年们为了寻求伴侣，吹笛弹琴，走村串寨，走到意中人家门前，用一根小木棍捅进小洞，把女子叫醒，俩人便隔着墙壁交谈，互探心意。如果女子有意，便开门请男子进屋围火塘就坐。若不愿意，便闭门不纳。这种方式有利于双方自由选择，一夜之间，一个女子可接待几个男子，一个男子也可以找几个姑娘。这个小洞，瑶语叫“跟侣”，当地汉族称之为“谈婚洞”，而这种谈婚方式，便叫做“洞洞婚”了[1]。
注解：
[1]《贵州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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