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是人生的大事，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桩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把各地区、各民族的婚俗作一番比较，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千差万别，有奇风，也有异俗。透过这些奇异的婚俗，来探讨人类的婚姻，首先要重视的是婚姻形态和婚姻制度的流变，其次是与之相伴的礼俗。尽管
在现实生活中，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是普遍的，但它并不是由来如此的婚姻形态，在此之前，人类经历了从杂婚到血缘婚、普那路亚群婚、氏族外婚和对偶婚等复杂的演变过程，而且其间又有多种变异。在人生的历程中，从摇篮到坟墓，都有礼俗相伴，而恋爱与婚姻的礼俗无疑是一个重要内容。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婚姻形态和礼俗都随之演变，渐渐改变它原先的面貌，有的已是面目全非，有的则以某种异样呈现出来。这本来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事，可是，当人们用今天的观点，甚或是封建礼教来审视它们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误解、曲解，甚而至于把它们排斥于“文明”婚姻之外，这是十分有害的。其实，人类的婚姻，原先是很自由的，以后逐渐加以限制，到了封建社会其限制的程度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此以后又逐渐放宽限制，无论从礼俗、法规及思维方式，都呈现出若干自由的形态。这是历史的必然。
贵州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婚姻方面也得到充分体现。许多古老的婚姻形态和古朴的婚姻习俗，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残留下来，给人以奇异之感。这是历史的遗迹，是文化的沉淀，是一部复杂演变的婚姻史。当然，就现状而言，其婚姻形态都属于一夫一妻制，但各种古老的婚姻形态的残余形式并没有完全消失，造成一种叠加的文化现象。就婚礼的形式而言，像什么看八字、请媒妁、下聘礼、拜堂、迎亲之类，实际上是后来附加的，本来并不足为奇，只是在其他地方已经消失罢了。在贵州少数民族中，有许多奇异的婚姻习俗，如果用历史的、科学的观点去作分析，都是可以理解的。这里，我们就几种典型的现象来作分析，举一反三，或许对研究婚姻这种文化现象是有帮助的。下面，着重考察血缘婚的残余、氏族外婚的表现以及姑舅表婚、不落夫家、转房、洞洞婚、等级内婚等现象，以求一解。
人们最忌讳谈“杂婚”、“乱婚”，以为不合伦理。其实，伦理观念的产生是往后的事，在人类的婴儿时期是不存在什么伦理观念的。那时，人类刚从动物界分化出来，在原始群中，两性关系绝对混杂，同胞兄妹乃至上下辈之间的婚媾并不禁止，正如《列子·汤问》所说：“长幼侪居，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娉。”正是这个原因，在古代的传说中，圣人皆“感天而生”。《今本竹书纪年》有云：“黄帝母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而孕。”这样的时间延续了多久，我们还无法证明，但有两点可以推测：有了年龄分工以后，青壮年男女是采集和狩猎的主要承担者，常常一起外出，“野外媾合”的机会更多，而老年男女在家带小孩和看守篝火，亦多有接触，于是在婚媾上出现了按辈分区分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生理原因，年龄相近的交媾更为和谐。因此，同辈男女之间的婚媾渐渐成为主流。
经过“杂婚”与“血缘婚”并行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后，逐渐稳定为以直系和旁系兄弟和姊妹之间互为夫妻的“血缘婚”。因为是群婚方式，父亲无法确认，而母亲对子女有哺乳关系，所以孩子是能确知其母的，这就是《庄子·盗跖》所说的“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这种婚姻形态既然是普遍的，在贵州各民族中也必然留有它的痕迹。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兄妹开亲”的传说，《苗族简史》说：“《兄妹结婚》是《洪水滔天》的主要内容，黔东南地区叫《兄妹结婚》，湘西地区叫《雷公和高比的故事》，其他地区都有相同内容的流传。既有诗歌，也有传说故事。说的是洪水泛滥，人烟绝灭，只剩兄妹两个，为了繁衍子孙，结为夫妇。”仡佬族有一个神话传说，叫做《阿仰兄妹制人烟》，说的也是“兄妹开亲”的故事，只不过他们是在洪水滔天时一起躲进了一只“仙葫芦”。像这样的传说，在其他民族中几乎都能找到，譬如布依族、侗族、彝族、瑶族等等，它们虽然以文学的形式流传下来，但却是“历史的影子”，证明在远古时期，确有过兄妹互通婚姻的阶段。这个“历史的影子”，还可从亲属称谓中找到有力证据，“当家庭继续发展的时候，亲属制度却僵化起来，当后者以习惯的方式继续存在的时候，家庭却已超过了它”，因此，亲属称谓可以准确地记录下各种婚姻形态下的亲属关系，并通过它透视出当年的一般情景。在荔波瑶山的白裤瑶亲属称谓中，外甥儿女、侄儿女、外侄儿女与亲生儿女同一称呼，男子均称dou４４，女子均称doη４４po４１；从兄弟姊妹、姨表兄弟姊妹与同胞兄弟姊妹都是一样称呼，兄称dou３３，弟称doη５５tp３３，姊称vei４１，妹称tpiou５５。从上述称谓可以看出，父辈兄弟姊妹的子女都是“我”的兄弟姊妹，而同辈兄弟姊妹的子女都被视为“我的子女”，这种亲属称谓正是血缘家庭亲属关系的反映，是白裤瑶曾经有过群婚的历史见证。台江的苗族，称堂兄弟、表兄弟、舅父之婿、姑母之婿、姨母之婿、丈夫或妻子的姐妹夫均为“蝶”，而称自己的儿子、侄子以及妻兄弟之婿、姨妹之子亦为“蝶”；称妻子、嫂、堂嫂、姑母之女、舅父之女、姨母之女、妻姐为“仰”；称女儿、侄女、甥女、甥媳、姨侄女为“格”；称舅父之子、姑母之子、姐妹夫、堂姐妹夫均为“西”。这说明在群婚时代，甲氏族的兄弟们是乙氏族姊妹们的共同丈夫，兄弟的儿子和自己的儿子没有区别，而且姊妹们之女总是嫁给兄弟们之子，故而子婿不分。舟溪苗族的亲属称谓，不分直系旁系，只有辈分的区别，他们称同辈的男子为“博”(兄弟)、女子为“阿”(姊妹)，称父母辈的男子为“拔”(父)、女子为“门”，称祖父母辈的男子为“高”、女子为“务”，称子辈的男子为“呆”、女子为“阿”，这很明显也是血缘婚的痕迹。
生产范围日渐扩大，人际交往也随之增多，婚姻越出了血缘集团的界线。也许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们逐渐意识到“近亲通婚，其生不繁”的道理，于是，首先排除了同胞兄妹之间的婚媾，以后又排除从兄妹、再从兄妹的婚媾，逐步向普那路亚群婚过渡。内部的限制愈多，对外的开放性愈大，从而导致氏族外婚。可能是在族外婚盛行之时，由于受封建婚姻制度的压力和影响，急剧向一夫一妻转化，于是产生异常，致使恋爱与婚姻变异为半新半旧的形态，婚前保留着氏族外婚的遗风，充分自由，而婚后便严格受到一夫一妻制家庭的约束。
镇宁布依族
姑娘丢花包如：苗族的婚姻，大多是“先唱歌换带而后娉娶”，未婚男女以“跳月”、“跳场”、“跳花”、“跳洞”的方式选择配偶，谓之“游方”。《贵阳府志》说：“每岁孟春，男女会于野，谓之跳月。择平地为跳场，鲜衣艳妆，男女吹芦笙，女振响铃，旋跃终日。暮挈所和而归，比晓乃散，娉娶视女之研媸盈缩。”侗族的婚姻，大都通过“行歌坐月”、“玩山走寨”的方式，答歌意合，自相悦慕，然后才通媒妁成婚。这种择偶的方式，布依族称为“朗绍朗冒”，他们通过对歌交流感情，相悦则抛绣球、丢花包、换巾带以为定情。
氏族外婚的原则，后来演变为同姓不婚，苗族是同一苗姓的人不能通婚，侗族是同属一“头”的人不婚，这在其他民族也是如此。白裤瑶最为典型，他们奉行“四不通婚”的原则，即不与外族通婚，不与其他友系通婚，不与同宗共祖的人通婚，不与姨表通婚。因为本氏族的同辈人都是兄弟姊妹，彼此不能通婚，而在氏族时代，母亲和姨母同属一个氏族，她们的子女是不能通婚的，至于支系，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固定的通婚集团。“转房”制也是族外婚的一种变异形式，丈夫死后，妻子必须转嫁给夫家近亲中的男子，这在彝族中尤为严格。
在贵州少数民族中，“姑舅表婚”极为普遍，这也是氏族外婚的一种演变形式。两个氏族长期互通婚姻，甲氏族的男子固定与乙氏族的女子通婚，反之，乙氏族的男子也以甲氏族女子为妻，血缘相互对流，形成“二合组织”，民族学上称为“交错从表婚”。这种习俗沿袭下来，姑母之女必须嫁给舅父之子，称为“还娘头”或者“亲上加亲”。诚如古书所说：“姑之女，定为舅媳，倘舅无子，必重献于舅，谓之外甥钱，否则终身不得嫁”。这种婚制，在亲属称谓上也留下痕迹，譬如台江的苗族，把舅父和岳父同称为“代乃”，把舅母和岳母同称为“岛木”，这是因为，上一辈为舅方的下一辈成了姑方，舅之子必然是姑之婿，姑之女必是舅之媳，因而舅父与岳父同称，舅母与岳母同称。像这样的例子在其他民族中还可找到许多。例如：青裤瑶把祖父、外祖父、公公、岳父同称为quη４４，把祖母、外祖母、婆婆、岳母同称为wa33，这是双方互通婚姻的必然结果，在此为岳父，在彼为公公，不断互换位置。
不过，往后通婚集团扩大到三个或者更多，形成环状姑表婚，血统不准倒流，在此情况下，姑表婚受到冲击，只留下“舅权”的痕迹，表现在外嫁的外甥女必须付出一定代价，从舅家赎取外嫁的权利。《黔记》上载：“倘外氏无相当子孙，抑或无子，姑有女必重赂于舅，谓之外甥钱，其女方许别配。”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姑表婚虽不那么严格，但舅家仍保留着这种优先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