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推行这一基本国策，明代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僧官制度。洪武十五年(1382年)，在中央设立僧录司掌管全国佛教，在各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管理僧人和寺庙。贵州建立僧官组织比全国稍晚，大抵是在建文、永乐年间，建文四年(1402年)播州宣慰司率先设僧纲司，永乐四年(1406年
)又设乌撒军民府僧纲司，永乐八年(1410年)设立贵州宣慰司僧纲司及永宁宣抚司僧纲司，永乐十一年建省后各地陆续建立僧官组织，以政府行为来推行佛教。
明代对僧人的管理有严格规定，洪武二十五年(1391年)颁布了《申明佛教榜册》，对寺庙、度牒、戒律、诵经方式乃至施主布施金额等，都逐条加以规范，违者重惩，并限僧三年一度给牒，无度牒者不得为僧。僧分三等：“不立文字，必见性者为正宗”，是为“禅僧”；专门演绎和讲解经义的，称为“讲僧”；而能做瑜伽法事者，为人祈求消灾者，谓之“教”。对三等僧人的态度不同，洪武《御制玄教立成醮仪文序》说：“朕观释道之教，各有二徒：僧有禅有教，道有正一有金真。禅与金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这里所说的“禅”，主要是指禅宗，而“教”则是指作瑜伽法事的“密教”。朱元璋对“禅”和“教”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他认禅宗“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只能做到独善其身，不宜大力提倡。从治国的角度讲，不如“教”那样直接有用，它宣扬封建礼教，又能为人祈求消灾，“益人伦，厚风俗”，有利于安邦治国，所以对“教”大加扶植，致使明初出现了“抑禅扬教”的倾向。
明代所重视的“教”，实为瑜伽教，即佛教的密宗，它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礼、民间信仰为特征，修习“三密瑜伽法”，即身、口、意三者相印，“重术数而轻道”，以做法事为民祈福攘灾为能事。由于统治者大加推崇，认为“其功大矣”，所以在明代前期盛行一时。正统十一年(1446年)，在全国大规模地颁发度牒，赐给贵州会诵《心经》、《法华经》及能做瑜伽法事者土僧童49名度牒。从这里可以看出两点：第一，瑜伽教在官府的提倡下在贵州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第二，贵州在此时已培养出一批当地的“土僧童”。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礼部又奏请在全国给僧、道度牒7万人，但普查的结果，僧人多而道士少，于是决定将道士不足之数以僧人补足，令云南补2
000僧人、贵州补1
000僧人。这一数字表明，贵州此时佛教远比道教发达，仅给度牒的僧人即达千名，尚不包括以往已给度牒的僧人及未给度牒的僧人，但与云南相比，却又大有逊色，仅及云南的一半。景泰以后，度牒制度日渐废弛，允许僧人“鬻牒”，即捐钱粮以授度牒，诏令僧人有愿赴贵州者，纳米五石给予度牒，自此以后，内地流入贵州的僧人与日俱增，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发展。
明代前期，瑜伽教在贵州颇有发展，除了统治者大力提倡而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贵州自然宗教极盛，“信鬼尚巫”，民间多重巫术，瑜伽教传入以后，一拍即合，遂致渗入民风民俗，丧葬多用佛事，如“用僧通书录幡，名曰开路；延僧道诵经，曰做七七”，“四月初八日，浴佛日，或书‘佛生四月八日’数字以避蚊虫”，民间又有“流经”、“赌咒”之类习俗。在这一时期，贵州地方志中所记的高僧，有相当一部分是瑜伽教僧人，如月潭寺僧人广能就有“能伏虎”的本领，大兴寺的箬笠僧能“化铜铅为银”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禅宗在贵州一度处于衰落，陈垣《明秀滇黔佛教考》说：“计明宣德以后，隆庆以前，百余年间，教律净禅，皆声闻阗寂，全中土如此，不独滇黔也。”尽管如此，但禅宗在贵州仍然是有发展的，在内地受到排挤的僧人往往云游贵州，例如贵阳大兴寺，先是长沙游僧南宗前来重修，其后又有四川僧人如登在此弘法。
明代中叶以后，士大夫再次掀起参禅之风，而佛教自身也开始注意调整内外各种关系，对外大倡儒、释、道“三教合一”，对内则消除临济宗与曹洞宗的纷争，同时又极力促使禅宗与净土宗合流，并提倡佛家“不避世俗”、“教禅一致”，从而造成禅宗中兴的局面。这一时期，临济宗扬歧派大师密云圆悟(即天童悟)广招弟子，座下费隐通容、木陈道?、汉月法藏、浮石通海、破石悟卓、破山海明等都颇能弘扬其法，在西南造成很大声势。万历中，四川破山大师出，“门庭极盛，其徒遍及川、黔”。传入贵州的禅宗，大都是天童悟的徒子徒孙，以破山一门居多，木陈、汉月、浮石、破石四门亦有弟子来黔。据《黔南会灯录》所载，破山海明的嫡传弟子入贵州者，有婺川西禅的象崖性?，石阡三昧寺的敏树如相，清镇云天寺的燕居德申，安顺静乐寺的灵隐印文，黄平九龙寺的半云如慧，遵义禹门寺的丈雪通醉，绥阳嘉端寺的圣可德玉，遵义东印寺的莲月道正等，他们的弟子，后来遍及全省。除破山一门外，属天童悟这一系统的，还有浮石通贤的弟子山晖行浣，木陈道?的再传弟子行之显等，汉月法藏的再传弟子轮庵超揆等。此外，曹洞宗有月印庆的弟子淡云明光与弗会传知也来安南卫(今晴隆)传法。
明末清初，黔南传灯鼎盛，考其原因，一是佛教再度兴起，二是中原丧乱，省外许多高僧因避战祸入黔，“或著衣持钵，不坠家风；或挂板悬槌，洪宣法教”。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深通佛理，诸家各有语录，如《丈雪语录》、《敏树相语录》、《山晖浣语录》、《赤松领语录》、《瞿脉语录》，又著《锦江禅灯》、《黔灵山志》、《黔南会灯录》等书。还有许多博学之士，能诗文，善书画，留下诗集、画卷和墨宝。这些僧人以“一瓢一笠，即可走遍天下”，去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开辟名山，建立佛寺，如梵净山、飞云崖、白云山、西望山、黔灵山等。当时，贵州佛寺中藏有大量经典，如贵阳大兴寺、遵义禹山寺、平越三教寺，思南观音阁、镇远中山寺等，贵阳在永历王朝时还刻有佛经。有些环境幽静的名山古刹，一时成为文人读书、讲学的地方。例如：白云山静室、丹霞山影修、修文屏山寺、都云观音寺、麻哈静晖寺、贵定阳宝山。在佛教文化的熏陶下，文人雅士常到寺中与和尚谈经论道，吟诗作对，深受禅学影响，著名的如文学家丘禾实、潘润民、谢三秀。明亡以后，一些有“民族气节”、不愿降清的士大夫以及深感“亡国”、“偏安”之痛的文臣武将，纷纷避入贵州，或削发为僧，或隐居山林，逃禅之风于是兴起。例如：大错和尚钱邦芭就曾任永历政权的贵州巡抚，彻智和尚黎怀智曾做过黄岗知县，贵州总兵皮熊也在清军入黔后出了家。出家、逃禅者比比皆是。
在这种环境下，临济宗在贵州获得了较大发展，象崖性?、敏树如相、燕居德申、灵隐印文、丈雪通醉、圣可德玉、雪臂峦、密行寂忍等僧人，皆在贵州招收门徒，广建寺庙。例如燕居禅师的弟子述中住持黄平云居寺，赤鏣住持黎峨来佛寺，铁梅住持清镇九龙寺，而铁梅的弟子迥然、浮月、古月等则在贵筑中兴寺、习安石佛寺、清镇普化寺开法。影响最大的是敏树如相，其弟子天隐开法石阡中华寺、天湖开法思南中和寺、颖秀开法思南安化寺、天语开法安顺长寿寺、圣符开法江口香山寺、禄藜开法贵阳兴国寺、圣圆开法贵筑华光寺、净空开法偏桥云台山、赤松开法贵阳黔灵山、天机开法偏桥福云寺，他们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遍及全省各地。这一时期，法门之争激烈，各执门户之见，攻击对方，著名的如破山吹万与燕居云腹之争，山晖与燕居之争[1]。
明清之际，禅宗僧人多兼习净土，“禅净双修”成为一时风气。从明末开始，净土宗僧人在贵州开始建立寺庙。贵阳铜佛寺，初名为净土庵，崇祯间因蜀人万春铸铜佛三尊始更名铜佛寺。《遵义府志》载：“净土庵，在治北文昌宫上。崇祯四年重建，康熙二十七年再建。”从这些零星的记载中可知，净土宗在明末始盛。净土亦称莲宗，因为专修往生阿弥陀佛西方净土而得名，唐代创立宗派，其修行法门主要是日诵“南无阿弥陀佛”数遍。认为只要如此念佛，死后即可进入西方净土。因为修行方法简单易行，中唐以后广为流传，在社会中下层人士中影响极大，所以，自明末传入贵州后便在民间盛行起来，特别是清代中叶以后，净土的信徒猛增，有些寺庙如贵阳黔明寺和觉圆都专弘净土。
由于明、清两代统治者的倡导和明末清初特殊的历史环境，佛教在贵州广为传播，不惟省城及府、州、县城建有佛寺，即如“新辟苗疆六厅”之一的古州厅、台拱厅也建有观音寺，有些土司地区也兴起佛寺，如葛商司的圆通寺、龙泉司的长栏寺等。据(道光)《贵阳府志》记载，贵阳城内有佛寺57所，近郊有佛寺105所，合计162所。遵义府属各州县佛寺颇多，遵义县有90余所，正安州有60余所，桐梓县有50所，绥阳县有40所，仁怀县有30余所，合计270余所。贵阳大兴寺为全省寺庙之冠，规模宏大，高僧辈出，朝廷曾两次颁赐《大藏经》，明成化间又铸3
000斤大铜钟悬于寺内，是明、清两代僧纲司设于此，“国有大典，每于此设绵蕞焉”。贵阳黔灵山弘福寺，自赤松道领开寺以来日渐兴盛，成为贵州禅宗首刹，从临济宗33世起，以28字传其衣钵，黔灵山也因佛教之盛而闻名，被誉为“黔南第一山”。遵义禹门寺是丈雪通醉开法之所，其后半月、一庵、福圆等高僧住持，寺内藏有四部释藏及多种禅师语录、诗文，对“沙滩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广顺白云山，相传为建文帝出家修行之处，名盛一时，徐霞客曾游于此，尤称其静室，他在《黔游日记》中写道：“度石隙而上，得一静室，其室三楹，东向寥廓。室前就石为台，缀以野花，室中编竹缭户，明洁可爱。其处高悬万木之上，可望而不可陟，故取道必迂从白云，盖与潜龙阁后北坪诸静室取道皆然，更无他登之捷径也。此室旷而不杂，幽而不
，峻而不逼，呼吸通帝座，寤寐绝人寰，洵盝真之胜处。”普安丹霞山护国寺，为滇黔道上著名的禅院，蜀僧、黔僧、滇僧常在此驻足。自不昧、影修两大师来此，烟火极盛，“每正二月间，四方朝者骈集，日以数百计”。在息烽西望山，先是王洪缔在木姜山建永寿寺，继后，僧人寂受在甜竹坪建华严寺，僧人语嵩在凤凰池右侧建凤池寺，僧人杓云在凤凰池下建塔院寺，在山麓建潮水寺，明末又有瞿脉在苦竹坝建瞿云寺，盛极一时。在偏桥卫与兴隆卫之间，有月潭寺，寺在驿道旁之飞云崖，正德间王阳明谪贬贵州过此，撰《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有“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等语。铜仁府境有梵净山，群峦耸峙，中涌一峰，崔巍不减五岳，老金顶原建有通明殿，万历间户部侍郎李芝彦重修古刹，撰有《敕赐梵净山重修金顶序》碑文一通，拱门上有“敕赐圣旨承恩寺”7字，相传为李皇后修行的地方，建有水源寺、护国寺、坝梅寺、天马寺，合称“四大皇庵”，其后又敕赐镇山印号，并立有《梵净山茶殿碑》，修建罗江寺、钟灵寺等“四十八脚庵”，于是“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成为川、鄂、湘、黔边境佛教圣地，故称为“梵净山”。
佛教在贵州传播的时期，全国出现了儒、道、释三家逐渐合流的趋势，而禅宗本身即兼容儒家和道家思想，因此，佛道混容的现象在贵州显得格外突出。思南中和山华严寺为道士魏洪、冯道静与僧人正泰共同募捐修建，川北僧人在思南、石阡既建佛寺又造道观，黄平玉清宫长期为僧人住持，安南玉皇阁由道士与僧人交替掌管，贵定阳宝山上并建莲花寺与玉皇阁、真武庙和关帝庙。安真山寺有上、中、下三殿，下殿为斗姥殿，中殿为观音殿，上殿为玉皇殿，玉皇殿内供奉观音、如来、韦
，对联上写着：“杖悬日月长生佛，葫贮乾坤自在仙”，简直把佛道融为一体。最典型的是镇远青龙洞，它既是佛门胜地又是道家洞天，佛寺、道观错杂毗连，有青龙洞、紫阳洞、中元洞、万寿宫，又是观音殿、吕祖殿，混为一体。三教寺的出现更为典型，它将孔子、释迦牟尼、太上老君合祀，仅贵阳一地就有25所。在这种情况下，民间香火牌位上既有“天地君亲师位”，又供观音大士，还敬奉文昌、关帝、灶神，真是五花八门，混杂不清，显示出贵州文化兼容大度的地方特点。
注解：
[1]陈桓：《明季滇黔佛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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