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大体有3种途径：小乘佛教经东南亚传入云南西双版纳和德宏地区，大乘佛教的密宗传入西藏后与当地佛教结合而为喇嘛教，而大乘佛教的显宗则在广大汉族地区流传，并形成若干宗派。按说，贵州处在这三种佛教的中间，应当分别受到它们的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小乘佛教并未北传，
喇嘛教也没有西传至贵州，在贵州广为传播的是汉地佛教，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基础不同，另一方面则是贵州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大于边疆，而且有大量汉族移民。
在众多的佛教宗派里，对贵州影响最大的是禅宗，而且是“南禅”的临济宗，这恐怕得从时间、空间两方面来作考察。从时间上讲，佛教传入贵州的时间在唐、宋时期，此时“南禅”大盛，自然占了上风。从空间上讲，四川是禅宗很兴盛的地方，临济宗在四川颇为得势，与四川毗连的贵州正是它扩散的区域。
禅宗是隋、唐时期创立的一个佛教派别，它以佛教的“禅学”为基点，吸收了儒、道的思想逐渐中国化，因而在汉族地区广为传播，造成“天下禅宗如风偃草”的局面，是佛教中势力最大的一支。禅宗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为旗帜，主张人人皆有佛性，可以直接顿悟，重在自我反省和直觉体验，并认为“自我与宇宙非二”、“禅即生活，生活即禅”，贴近现实。到了盛唐，禅宗分为两派：出自神秀的一系称为“北禅”，出自慧能的一系称为“南禅”。后来南禅大盛，大有压倒北禅之势，从而成为禅宗的主流。中唐以后，南禅又分出若干支派，形成了沩仰宗、曹洞宗、法眼宗、云门宗和临济宗“五家禅”，后来临济宗又分出黄龙、扬歧两派，合称“五家七宗”。在西南流传最广的是临济宗的黄歧派，因而贵州佛教的主流是临济宗，其次是曹洞宗，此外有瑜伽和净土。
佛教在唐代即已传入贵州，当时的思州及播州均属黔州都督府，都督府治四川彭水。据(嘉靖)《思南府志》记载，最早建立的佛寺，当推思州的福常寺，它始建于唐代，宋初时烟火颇盛，赐名“中胜院”。又据《遵义府志》，唐、宋间即在播州治西20里建福源寺。四川的乐山大佛，相传是播州僧人所建，足见思、播的佛教在唐代已经兴起。
北宋时，临济宗僧人法乳入川，其后，四川绵州人法演在成都习《百法》、《惟识》两论，其弟子克勤于哲宗崇宁间开成都之六祖寺，后改为昭觉寺，扩大传播。地近四川的播州，北宋大观间即在真州建善缘寺，南宋嘉定初又在遵义龙山建万寿寺，淳熙间在桐梓大石板建高峰寺，淳皊间在桐梓扶欢坝建崇恩寺，宝皊间在真州建大成寺，又在桐梓建鼎山寺，咸淳间在遵义清潭建金山寺。桐梓虎峰崇德庙中的3尊铜佛就是这一时期杨氏土司捐资铸造的。与思州相邻的黔州，此时佛教亦兴，王象之《舆地纪胜》载，州东70里有长寿寺，州城外百余步有普泽庙，彭水县有灵王庙，而思州亦建白柱神庙，元丰中奏封为孚利庙。绍兴十一年，知思州田皊恭因祖父母坟茔在黔州彭水县盐井地方，奏请建僧寺一所，敕赐“集福院”。以后，又建思州鳌山寺、思南常乐寺、铜仁迥龙寺。佛教在思州传播与思州土官的推行有关，所以，《田皊恭墓志铭》极称田皊恭兴起“名山胜地，琳宫梵宇”的功德，说他“或舍良田，或立浮屠，或铸洪钟，或建宝藏，一功一德，祈求之意”。综观贵州全省，佛教在宋代的传播，没有越过乌江，仅限于江北的思州和播州。
到了元代，佛教在贵州的传播有盛于前，这与元朝统治者推崇佛教有关，朝廷刻《大藏经》以弘扬佛法，并建立僧官制度。这一时期，不但思、播继续兴建佛寺，而且越过了乌江而进入黔中地区。元代在播州又建若干佛寺，《大明一统志·播州宣慰司》载：“普明寺，在真州长官司治东，元延皊间建。宝相寺，在黄平安抚司治东，元至元间建。”又《遵义府志·寺观》载：“湘山上有大德护国寺”，护国寺后来改为湘山寺，在遵义城中，为元代大德年间所建。地处黔中的顺元城，也就是后来的贵阳城，在元代建有大兴寺，(嘉靖)《贵州通志·寺观》载：“大兴寺，在治城中，元至正间庐陵商人彭如玉建。”在地处川黔交界处的永宁路(今四川叙永)，元成宗真元间建有万寿寺，正德间建有崇福寺。与此同时，在黔西北的乌撒(今贵州威宁)、普安(今贵州盘县)、普定(今贵州安顺)一带，佛教也兴盛起来，不过，这一地区的佛教并不是受四川的影响，而是由云南白族所带进来的。云南大理、中庆一带的“白人”，很早便笃信佛教，元人李京《云南志略》说：“民俗，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旦夕击鼓恭礼，少长手不释念珠。一岁之中，斋戒几半。”蒙古军入云南后，抽调白族人民为“寸白军”，在贵州西部屯田，于是，这种尚佛的风气便传入贵州，故(嘉靖)《普安州志·风俗》说，人(即白人)“喜佛老”、“丧葬以文公家礼行，而亦有以佛教诵经追荐者”。
时代大为恢拓，不惟府、州、县、卫皆有佛寺，而且土司地区也不例外，深入穷乡僻壤。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以后，为使“皇图巩固，帝道遐昌”，在总结历代统治者治国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的方针，以儒学为主，辅以佛、道，以图能够“长治久安”。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基本国策是“怀柔”，认为“驯服之道，必宽猛得宜”，在使用武力的同时，施以“教化”，旨在“得远人之心”，并通过“化愚民”来实现“弭边患”的政治要求。在明代统治者看来，佛教是“敷训导民”的有效工具，可以使人“乐为善事”而不谋反，因此，随着统治的加强，佛教在贵州广为流传，其盛况非宋、元所能比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