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阳明学虽然盛极一时，其弟子虽以“正学”自居，但它始终没有成为儒学的正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仍然是宋明理学，学校教本及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本。不过，到了明末清初，理学中出现了异端，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出来倡导“经世致用”，痛击宋儒空谈，
要求对经籍求得合理解释，兴起疑古、考证之风，“以复古求解放”，使经学呈现异彩。入清以后，文网森严，开“博学鸿词科”以为笼络，同时大兴“文字狱”，文士们大都不敢谈论国事，埋头于经学典籍，于是考据之风大盛，形成了所谓“乾嘉学派”。他们求经证史、崇古求是，从文字的训诂、辨伪扩展到典章制度、天文历法、地理水道、金石书画、名物故实等方面，并分为许多学派，如浙东学派、扬州学派、常州学派、吴派、皖派等，以吴、皖两派影响最大。在经学笼罩的气氛下，地处偏远的贵州也被卷进浪潮，不少文士也以经学为务，郑珍就是这一时期贵州经学的代表。
《清史稿·儒林传·郑珍》说：“珍初受知于歙县程侍郎恩泽，谕之曰：‘为学不先识字，何以读三代、秦汉之书?’乃益进求声音，文字之原与古宫室冠服之制。方是时，海内之士崇尚考据，珍师承其说，实事求是，不立异，不苟同，即已洞知诸儒之得失。复以莫与俦游，益得与闻国朝六七巨儒宗旨。”郑珍的经学出自程恩泽门下，程为安徽歙县人，故受戴震、凌廷堪、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皖派人物的影响较深。郑珍的理学著述有7种，已刊行的有《巢经巢经说》、《仪礼私笺》、《考工轮舆私笺》、《凫氏为钟图说》和《亲属记》，未刊书稿有《深夜考》和《辑论语三十七家注》，现贵州人民出版社将《巢经巢经说》、《仪礼私笺》、《轮舆私笺》、《郑学录》4种合编为《郑珍集·经学》一书。《巢经巢经说》一卷，包括作者的经学笔记和论文19篇，其中除4篇考证历史人物外，涉及《尔雅》3篇、《尚书》2篇、《孝经》1篇，而涉及《三礼》的有9篇，但此书的重点并不在于阐发经文，而是着力于文字和内容以及历代传笺注疏的校勘、辨伪、补阙、匡谬。《仪礼私笺》8卷，笺注了郑玄《仪礼注》中的4篇
，覃思精审，穷源导款，阐明经旨，申张郑注，多所发明。《轮舆私笺》2卷，考据了《考工记》中关于古代车制诸问题，推论、计算精密，并注明尺寸。《郑学录》是迄今最为详赡的一部郑玄传记，对研究郑玄其人以及古代学术史有重要参考价值。郑珍的经学能兼取各家之长，坚持“实事求是，不立异，不苟同”的原则，反对凭空臆断、牵强附会，考据精审，文简意赅，长于辩论，揆情度理，从而领悟经文的精微意旨，在晚清学术界独树一帜，不愧为“西南巨儒”[3]。
广义的经学，包括小学(音韵、训诂)、校勘、版本目录等学科。在这些方面，贵州学术界亦作出不少成绩。郑珍的《说文逸字》分上下两卷，集得许慎《说文解字》中原有而为后人所逸的165字，考证精确。另有《说文新附考》6卷，对徐铉的《说文新附字》逐一刊订，其成就高于钮树玉、毛际盛、钱大昭、王筠诸家。《汉简笺正》八卷，征引古籍、碑刻、铭文71家，对宋初郭忠恕撰《汉简》所引书目逐一考证、指出真伪。郑珍之子郑知同承其父业，著有《六书浅说》1卷，《说文本经答问》上下卷，前者对象形字与转注字颇有创见，后者以问答形式反复辩论《说文》本字即古文，非秦小篆，纠正了历代许多谬误。莫友芝精于小学和目录版本学，所著《说文逸字后序》、《一切经音义写本序》、《知佾斋誶子卷书后》等文对文字学均有独到见解，《韵学源流》一书是论述古韵、今韵、反切的简明著述，而最受人称赞的是他的版本目录学著作。《邵亭知见传本书目》16卷，辑录《四库全书》未收者647种，是清代目录学的代表作之一。《宋元旧本书经眼录》3卷，是莫氏在各地所见宋、金、元、明刊本或精抄本130种的读本笔记，并附有《书衣笔识》和《金石笔识》各1卷，对研究古籍有较高价值。《邵亭书画经眼录》鉴赏历代名家书画数十种，《持静斋藏书记要》对宋元珍本详加评价，《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从校勘、音韵、训诂等方面对《唐写本说文木部》作了笺证。以上说明在晚清时期，贵州在经学、小学、目录学等方面的研究卓有成绩，是贵州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4]。
注解：
[1]《王阳明与贵州文化》，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4月版。
[2]《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4月版。
[3]《郑珍集·经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
[4]黄万机：《莫友芝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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