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传入贵州比内地各省为晚，宋代始在黔北的思州、播州建书院、立孔庙，影响甚微。明代在“敷训导民，教化为先”的方针指导下，儒学在贵州勃然而兴，清代又有进一步扩展。明清五百余年中，儒学不仅对贵州的教育起了重大推动作用，而且在哲学思想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贵州有两件事在哲学思想史上是应当特别引起重视的：其一是“龙场悟道”奠定了阳明心学体系的基础，并在贵州培养了一批王学弟子，而“黔中王门”中以孙应鳌最有成就；其二是到了晚清时期，贵州遵义人郑珍在经学上作出了成绩，被称为“通汉、宋之津”的一代通儒，所著《巢经巢经说》等书在清代经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他的儿子郑知同又继其父业而有所弘扬。
王阳明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他所创立的心学是儒家学说的一大发展，足可与朱熹的理学相提并论。明清之际，阳明之学风靡一时，李贽、黄宗羲等大家，都自认为是“王学正宗”。后来扬波海外，传入东瀛，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人，也极为推崇王学，梁启超称王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说他的学说，“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遗憾的是，人们但知王阳明生于浙江余姚，却没有充分重视王阳明成道于贵州。其实，“龙场悟道”，至关重要，它奠定了王阳明学说的基石，倘若不经此“大彻大悟”，王学恐怕很难臻于炉火纯青的境界。“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这是王阳明在《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中赞誉贵州山势磅礴的一段话。天下的王学，无论是浙中、江右、泰州、南中、楚中、粤闽学派，抑或是日本、朝鲜、东南亚及欧美的王学，寻根溯源，都以贵州为其渊薮。犹如研究孔孟必到山东，研究二程(程颢、程颐)必到河南，研究朱熹必到江西一样，研究阳明之学，不能不到贵州。贵州被誉为“王学圣地”，龙场悟道，贵阳传道，王学从此风行天下，由此观之，龙场是王学形成的原点，贵州是王学流传天下的始发地。
明宣宗正德元年(1506年)，兵部清吏司主事王守仁为戴铣、薄彦徽等人鸣不平，言辞甚为激烈，不惟痛斥太监刘谨，而且触怒了皇帝，惹下了一场大祸，被廷杖四十大板之后，发往贵州，贬为龙场驿丞。王守仁(阳明)次年由京出发，盛夏来到浙江钱塘，历尽千辛万苦，过江西，穿湖广，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于正德三年(1508年)辗转来到贵州。
龙场在贵阳西北的万山丛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荒山秃岭，乱草荒丘，看去一片荒凉。在龙场谪居3年，王阳明处于逆境之中，惨遭此祸，心境自是寂寞、苦闷、県徨，万念俱灰，惟生死一念未曾了却。转而冷静思索，他在驿站侧畔寻得小孤山下一天然洞穴，终日“端居默坐”，冥思苦想，玩味《易经》，“仰而思焉，俯而疑焉”，“茫茫乎其无所指”。继而思索再三，颇得真谛。因“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于是默记《五经》要旨，但凭自己的理解去领悟孔孟之道，省度程朱理学。这一改变，使王阳明摆脱了世间凡俗，跳出了引经据典的窠臼，发挥独立思考，走上了“顿悟”的道路，从而创立新说，这便是人们常说的所谓“龙场悟道”。
“龙场悟道”对王阳明心学形成的影响实在太重要了，以此奠定了王学的基石。王阳明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体，认为“天理”与“良心”相通，于是把客观的“理”移入了主观世界，悟出了“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的道理。
他以“心即理”为出发点，进而创立“知行合一”的学说，提出了“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论断。在王阳明看来，“知”和“行”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分成两件事去做，则“终身不行”、“终身不知”，因而提出“知行合一并进”之说，强调“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换句话说，只有“着实去做这件事”才能在实践中深切领会它的“精察处”，深化认识，获得真知；反之，只有真正理解“知之真切笃实处”，才可能行得是，做得好。所以，“未有学而不行者”，亦“未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知行合一”学说的创立是“龙场悟道”的精华所在，它在历史上第一次把“知”与“行”统一起来，并对宋明理学家坐而论道、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崇尚空谈的时弊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因而在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打破了思想界的沉寂，开启了一代新风。
“龙场悟道”还萌发了“致良知”的思想，这在他所写的《象祠记》中已经表现出来，他在这里所说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思想，后来便发展为“王门四教”，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正是“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这3个基本点，便构筑起王阳明的心学体系，由此可见，“龙场悟道”在王学形成过程中是十分关键的一环。
然而，几百年来，“龙场悟道”始终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仿佛是在一场大梦之后，竹子使他恍然大悟，豁然贯通，于是便产生了阳明心学。其实，这抹杀了它的时代背景，省略了若干重大情节，留下的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悟道”并非凭空冥想，而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阳明心学，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产生于明代中叶，是资本主义萌芽在思想上的折光反映。它直接指向封建统治者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程朱理学，要求摆脱封建礼教束缚，寻求个性解放、独立思考的道路。“悟道”的地方，不是在繁华的京城，而是在荒山秃岭、一片荒凉的龙场，这当然与王阳明当时的处境有关，“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
而作《春秋》”，人往往是在困境之中产生一种奋发精神，在抛弃功名利禄之后，才能清醒地看待现实，“虚一而静”，有所作为。
值得注意的是，当他身临绝境的时候，是龙场人民给了他生活的勇气，给了他“悟道”的灵感，使他奋然站立起来抗争，使他深切地感受到善良的人民、纯朴的民风，体验到“恻隐之心”的可贵，自然而然地回复到孟子的“良知良能”说，启发了“致良知”的思想。总之，“悟道”在贵州绝非偶然，离开了这一特定环境，便无“悟道”可言。
王阳明的学说，是从贵州开始传播的。王阳明在贵州首先创立龙岗书院，以后又应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之请，主讲贵阳文明书院，一时间，“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聚而观者如堵焉”。龙岗书院、文明书院，首开自由讲学之风，传播王学，故《阳明祠碑记》写道：“阳明之学，言于天下，由贵阳始。”王阳明的第一批弟子在贵州，著名的《教条示龙场诸生》和《龙场生问答》都是在贵州写的，而且，王阳明在《镇远旅邸书札》中提到，龙岗书院的弟子有张时裕、汤伯元、陈宗鲁、叶子苍等16人，并说“不能尽列，幸意惊之”。事实上，《书札》中只说了龙岗书院的弟子，并没有说到文明书院的学子，其数想必较此更多。除了谪传弟子而外，还有许多再传弟子和辗转再传的弟子。王阳明离开贵州以后，他在外地的弟子宦游贵州者不少，例如：楚中学派的蒋信，嘉靖二十一年任贵州提学副使，在贵阳建正学书院，宣扬心学为儒家“正学”；泰州学派的徐樾，于次年任贵州提学，推崇王阳明“致良知”之学；又有阳明弟子胡尧时，嘉靖中任贵州按察使，奖励士流，刻印阳明之书；江右派邹元标万历五年谪戍贵州都匀卫，聚徒讲学。他们在贵州又传授一批弟子，见于史籍的有“以仁为宗”的孙应鳌，“着力躬行”的李渭、“静中求性”的马廷锡和讲学二十余年终老的陈尚象等，以孙应鳌成就最大。遗憾的是，黄宗羲在著《明儒学案》时，竟将“黔中王门”遗漏，致使人们误以为贵州王学后继无人[1]。
孙应鳌是“黔中王门”后学的杰出代表。孙应鳌，字山甫，号淮海，贵州清平卫(今凯里市炉山)，从阳明弟子徐樾习心学，在江西、陕西、四川、湖北、北京等地做官，遍交王门弟子，学者以孙应鳌、赵大洲、胡庐山、罗近溪并称，有“名满天下”之誉。他的著作，见于《明史·艺文志》的有：《学孔精舍汇稿》16卷、《淮海易谈》4卷、《律吕分解发明》4卷、《论学汇编》8卷、《庄义要删》10卷。另据他书所记，有《四书近语》6卷、《左粹题评》12卷、《教秦语录》1卷、《春秋节要》、《学孔精舍续稿》和《道林先生粹言》。孙应鳌的哲学思想，概括地讲，就是“以求仁为宗，以尽人合天为求仁之始终，而其致功扼要在诚意慎独”。按照他的说法，“即心是仁，即仁是心，心外无仁，仁外无心”，所以必须“以尽人合天为求仁之始终”，而这一切都要“致功扼要在诚意慎独”才能实现。孙应鳌是王门后学中的佼佼者，著名心学家胡庐山在《孙文恭公祠碑记》上写道：“宇内讲明正学，楚有黄安耿公，蜀有内江赵公，黔有清平孙公，吾豫章有南城罗公，皆贤人也”[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