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是著名的土司地区，因而司学在官学中占有重要一席，有宣慰司学、宣抚司学、安抚司学及长官司学等名称，体现了朱元璋“建学校以化夷”的政治思想。明朝各代皇帝，都把“教化”作为统治贵州少数民族的一种重要手段，强调“边郡立学，欲其从化耳，岂可遽夷成材”，特别重视土司子弟
“教而化之”，从而使司学和土司子弟教育成为贵州的一大特色。
司学也是官学的一种，但它设在土司地区，而且生员主要是当地土人，尤其是土司子弟，称为“土生”，如“
倮生”、“习礼土生”之类，一般“于例不考”，并有多种照顾，故严重禁“军生”、“民生”冒籍。洪武十年(1378年)，在元代播州路儒学的基础上首先建立播州长官司学，继后升为播州宣慰司学。以后，陆续建立了贵州宣慰司学、思州宣慰司学、思南宣慰司学，又建立永宁宣抚司学、普安安抚司学、乌撒土府儒学及程番府儒学。尤可喜者，是许多长官司也建立了司学，计有平浪、施秉、镇远、金容、金达、邛水等15洞，偏桥、湖耳、亮寨、欧阳、新化、中林验洞、龙里、麻哈、黄道司、都素司、朗溪司、蛮夷司、沿河司等17所，开启了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在司学中，贵州宣慰司学为全省之冠，从洪武二十六年(1396年)开始，相沿至明末二百余年，因设在省城贵阳，特别受到重视，除本司“土生”外，贵州卫、贵州前卫及贵阳附近的“军生”、“民生”均在此附读，中科甲之士为全省首屈一指，共有进士13人，举人268人，贡生159人。
在少数民族教育中，尤重土司子弟教育。洪武十五年(1383年)，云贵初定，普定军民府土官者额入朝，明太祖朱元璋特下诏谕：“今尔既还，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他日学成而归，可以使土俗同于中国，岂不美哉!”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又谕礼部：“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之争，亦安边之道也。”从这些诏谕可以看出，重视土司子弟教育，目的在于教而化之，“使土俗用于中国”，并作为“安边之道”。随着土司制度的完备，日渐强化对土司子弟教育，规定应袭之人必须经过儒学教育，袭职后习礼三月方可任事，未经儒学教化者一律不准承袭土职。正统九年(1444年)，命各处土官衙门应袭儿男，俱照军生例送官学读书、乡试。弘治十一年(1499年)，明令应袭子孙，“年十六以上者，俱送宣慰司学充增广生员，使之读书习礼，有愿习举业者，比军职子孙补廪充贡出身。至袭职之时，免官保勘，止取亲管并学官结状。其不由儒学读书习礼者，不听保袭。”自此以后，土司子弟教育日益制度化，用政治力量强制执行，通过学校培养符合封建政治要求的土官接班人，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
土司子弟不但可以充增广生员、补廪生员，还可以优先进入国子监学习。先是洪武十五年(1383年)令土司子弟入国子监受业，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谕国子监：“今西南夷土官，各遣子弟来朝，求入太学，因其慕羡，特允其请。尔等善为训导，俾有成就，庶不负远人慕羡之心。”自此以后，凡土官子弟入国子监，每年夏、冬两季，照例要赐衣物，以示关怀。土司子弟进入国子监的途径，主要是贡生，先是三年一贡，后来有些改为三年两贡或一年一贡，至万历中，各土司所贡生员不下四五百人。他们因未经考试，故入监后令师“严加教谕”，以“欲其从化”为根本，而“遽责成材”则非所望。
清代的官学，基本上沿袭明代的制度，但有所发展，有所变革。康熙初年，贵州提督学政田雯上《请建学疏》，认为“黔省穷荒固陋，必崇文治而后可以正人习，变风俗”。鉴于明末清初战乱，许多学校已毁，于是奏请在永宁、独山、麻哈3州及贵筑、普定、平越、都匀、镇远、安化、龙泉、铜仁、永从9县建学。明代在贵州所设卫学，亦因裁卫改县或裁卫并县，一律改为县学。由于清廷对土司采取削弱的政策，鼓励土司子弟及少数民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于是将原设的司学一概取消，土司子弟教育也因此废止。
康熙五年(1666年)，将原贵州宣慰司安氏土司亲辖十一则溪地改设大定、黔西、平远三府，又改乌撒府为威宁府，随即建立学校。自雍正间鄂尔泰奏请“西南改流”之后，贵州的府、厅、州、县增多，官学设置的范围也随之扩大，除在明代未设州县学的地方开设学校外，每新设一个政区，便开设一所官学，并把办学作为“改土归流”的重大善后措施之一。清代所设的“厅”，大都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共建厅学6所，计有南笼厅学、仁怀厅学、松桃厅学、郎岱厅学、古州厅学及八寨厅学。明代未建州学的地方，如广顺州、开州、独山州、麻哈州、永宁州等，清初皆兴建官学。县学由明末的5所猛增至34所，新增的有贵定、龙里、修文、普定、安平、清镇、兴义、普安、安南、毕节、遵义、桐梓、仁怀、绥阳、开泰、锦屏、都匀、清平、龙泉、镇远、施秉、天柱、瓮安、余庆、湄潭、安化、玉屏、清溪等处，教育的普及面比明代大为扩展。
至清一代，全省共有官学69所，其中，府学12所、直隶厅学3所、直隶州学1所、厅学6所、州学13所、县学34所。各官学的廪生、增生学额共3000余名。清代尚未建学的地方，只有罗解厅、水城厅、丹江厅、都江厅、台拱厅、清江厅和归化厅。
明、清两代，学校与科举并为一途，凡入官学者必须经过科举的“童试”，取为“秀才”的才能成为“生员”，生员经“乡试”合格而成“举人”，再经“会试”、“殿试”而成“进士”。学校以儒学为本，讲授《四书》、《五经》，科举考试以《四书》文句为题，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
明初，贵州的科举仍分属湖广、四川、云南3省。贵州建省之初，仍未单独开科，先是附于湖广，后又改附云南，直到嘉靖十四年(1535年)始准贵州单独开科，乡试名额由25名增至35名，终明之世，全省中进士者共76人、举人1700余人。清代科举制度未变，但随着官学的发展，学额增多，中科甲的人数也比明代显著增加，计有进士611名、举人3110名，另有武进士103名、武举1704名。
明代贵州没有出过状元，仅马士英一人以科甲出身而任大学士。清代康熙年间，贵阳人曹维城中癸未科武状元。光绪十二年(1886年)，贵阳青岩人赵以炯中丙戌科状元，为云、贵两省以文才夺魁的第一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麻哈州(今麻江)人夏同騄中戊戌科状元，其后又出国留学，成为全国惟一的状元而兼留学生的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遵义人杨兆麟中癸卯科一甲第三名进士，俗称“探花”。曹维城、赵以炯、夏同騄和杨兆麟，合称“贵州三鼎甲一探花”，标志着到清末时贵州文化已有较大进步[1]。
注解：
[1]《贵州省志·教育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出版，并见史继忠：《贵州民族地区开发史专论·智力开发与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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