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儒学教育在贵州兴起的根本原因，与整个封建政治形势有关。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谕中书省臣：“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儒师，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教。”他非常强调学校的“教化”功能，
而且规定教育的内容以儒家学说为主，目的在于“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对于西南边疆，朱元璋采取“怀柔”政策，把“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先”定为“安边”的基本国策，在加强政治、军事统治的同时，推行儒学，辅以佛、道，强调“广教化，变土俗，使之同于中国”，旨在“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以此作为巩固边疆的“长治久安”之策。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从皇帝到各级地方官吏，无论流官或土官，文臣、武将多有热心教育的人，凡政治力量能达到的地方，皆设学官，建立学校，修建孔庙，开设科举，体现“怀柔远人”之意，达到“建学校以化夷”的目的。
为了使教育能见成效，朝廷对贵州采取许多优惠政策，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贵州地方贫瘠，人民衣食难敷，因而在廪膳方面多有照顾。如洪熙元年(1425年)，宣宗诏谕：“边郡开学教夷人，若使自营口腹，彼岂乐于学?凡贵州各府新设学校、未与廪膳者，皆与之。”二、命有司拨款修建庙堂斋舍，支持各地办学，同年，因铜仁知府周季奏请“发民创构庙堂斋舍”，宣宗又谕：“远方初开学校，若无庙堂斋舍，何以饬祀事，变夷俗”，于是命工部兴建；三、鉴于学校初设，缺乏师资，特准“悉择新选贡生补之”；四、放宽入学条件，扩大生源，如定番州学，初仅有廪生5名，候廪6名，增广10名，后经学官一再恳请，遂扩大为廪生10名，增广10名，附生30名，并允许另收“习礼土生”50名；五、对“于例不考”进入国子监的生员，加强辅导，令学官“加以训谕，开其知识”，并给以物质上的优待。
有明一代，派到贵州的抚按各官中，确有一批饱学、有识之士，如江东之、郭之章、毕三才等，他们励精图治，极力推动贵州教育发展。担任贵州提学副使的人，也有相当一部分颇能履行职责，努力办学，如毛科、席书、蒋信、徐樾、谢东山等。府、州、县及卫所官员中，也有一些热心教育的人，如遵义知府孙敏政、清平卫指挥使石信、兵备道陈性学等。被谪贬到贵州的一些官员，如兵部主事王守仁、邢部主事张罛、邹元标等，在极艰苦的环境下从事教育活动，活跃学术空气。郡人而居官者，如王杏、田秋、萧重望、李谓等人，出于对桑梓的热爱，上书封事，奏请建学开科。更有一批科举出身的乡人，如王训、越癉、詹英等，对振兴贵州教育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土官中的开明人士，如贵州宣慰使安贵荣、安国亨、宣慰同知宋昂等，也大力支持办学。来自中州之民，希望子女读书习礼，保持中原风尚，通过科举谋求功名，也是积极支持办学的一种重要力量。总之，社会各方面都重视教育，办学蔚然成风。
官学的最大特点，就是由学官直接管理学校，省设提学副使，府学设教授，州学设学正，县学设教喻，他们既是教育行政长官，又是生员的师长。明代的官学和以往不同，“科举必由学校”，童生须经考试，取得“秀才”资格，方可“进学”，成为县学或州学、府学生员，并有“廪生”、“增生”和“附生”的区别。贵州的情况又与其他省有所不同。首先，原先的教育基础薄弱，比之中原落后了千余年，直到嘉靖年间才设贵州提学副使总管全省文教，且因府、州、县设置较晚，为数不多，故府州县学又远逊于邻近各省；其次，贵州地当军事要冲，先后设立近30个卫，且府卫多不同城，卫所官兵及其家属来自中原、江南及川陕，所以儒学教育首先在卫所发展起来，它在官学中的比重较大，并成为贵州教育的先导；其三，贵州是土司比较集中的区域，因而有相当一部分官学是以司学的形式出现，这在国内是比较突出的。
在贵州的官学中，卫学占有重要地位。按明制，卫所自成区域，统管所属军户，实际上是一个军政合一的单位。因为军户都来自中原、江南、川陕等文化较发达的地区，进入贵州之后，普遍要求兴办儒学，使其子弟能通过科举获取功名前程。为了使这些外来人口安心在贵州落籍，卫学普遍建立起来，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在元置普定路儒学的基础上，首先建立普定卫儒学，为全省树立榜样。宣德八年(1433年)，四川乌蒙军民府奏请建学，引起皇帝重视，诏谕各地兴学，可使“远人通知礼义，亦得贤才备用”，于是贵州各卫纷纷建学，相继建立了铜鼓、平越、都匀、龙里、新添、威清、平坝、安南、兴隆、赤水、安庄、乌撒、清平、偏桥、毕节、平溪、清浪等卫学，其数大体与府、州、县学相当。未建学的卫所，都是因本地已有府学或司学，可见军生受教育的面比较宽广。在明代贵州中进士的七十余人中，卫学约占2/3，以贵州卫的13人为最多。卫所除建儒学而外，又往往建立武学，凡卫所军官应袭子弟，年10岁以上者选送入学，通过科举授予武职。因为贵州先建卫所而后才立府州，故卫学不但先于府州县学，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府学是由卫所改置而成的。例如：都匀卫学改都匀府学，普安卫学改安顺府学，平越卫学改平越府学等。以上事实说明，卫学在贵州教育中，不但是官学的重要部分，而且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有别于其他省区。
贵州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省，在此以后才建立府州县学。最先建立的是思州、镇远、黎平、思南、铜仁、石阡等府学，继后在黔中地区建程番府学(后改贵阳府学)，万历间始建都匀、遵义、平越、安顺四府学，对各地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州、县学为数不多，最早建立县学的当推荔波县，州学以普安州最早。在明代贵州布政司所属九州十四县，建立州学的仅有普安、定番、黄平，县学仅荔波、婺川、永从、印江、新贵，不及1/3，而未建学者则有贵阳府的广顺州和开州，安顺府的镇宁州和永宁州，平越府的湄潭、瓮安、余庆三县，都匀府的麻哈、清平、独山三州，石阡府的龙泉县，思州府的安化县，铜仁府的铜仁县，镇远府的施秉、镇远二县。当时尚属四川布政司所管的遵义府，除正安州有官学外，其余遵义、桐梓、绥阳、仁怀四处县学都未获得批准，四县生员附于遵义府学。
综观明代贵州的府州县学，其总数与卫学相当，因为官学的发展主要靠官府推动，故省城贵阳的办学条件优于其他地方，成为全省官学最盛的地方。除省城外，府、州、县学比较发达的是黔东地区的思州、思南、铜仁、镇远、黎平、石阡六府，它们处在交通便捷的驿道干线上，故得风气之先。尽管各府均有府学，但州、县学极少，说明当时教育的普及程度还处在较低的水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