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中的浮雕图案，除了“野鹿衔芝”而外，精致的还有“狮子戏球屏风”和“凤穿葡萄几案”。在男室南壁和女室北壁上有两幅屏风，图案为狮子戏球，狮子口中衔着彩带的一端，狮头尽力扭向身后，并以前脚将球推开，既表现狮子的凶猛性格，又表现活泼蹦跳的神情，可谓匠心独运。《凤穿葡萄几案》也是一幅别出心裁的图
案，几案为曲腿，下垂的台布上雕有构思精巧的团花，角上各雕忍冬花一朵，团花内雕有两只凤凰，口里衔着两枝葡萄，脚趾抓住葡萄的枝干，引颈张翅，作上下回旋、飞舞嬉戏之状，结构紧密，穿插自然[1]。
石刻顶棺奴(贵州遵义田通庵墓南宋)在遵义理智村田通庵墓中，出土了一对“顶棺奴”的石雕，令人回味无穷。两奴均为圆雕跪像，高２８厘米，宽２２厘米，因置于棺床之下作为垫磴，所以头部堑平。身穿无纽对襟短衣，袒胸露怀，下着短裙。头部稍偏，面容呆板，显得憨厚老实，看去毫无怨尤，而内心却充满痛苦。他们以一只手压在弯曲的膝盖上，另一只手支撑在地上，做出努力挣扎的姿态，惟妙惟肖地反映出铁蹄下奴仆的可悲形象。
遵义赵家坝宋墓中有３块青石浮雕的石刻，也是难得的佳作。一块刻的是《备宴图》，在一座讲究的四合院里，站着１０个侍女，梳高冠髻、穿小袖对襟袄套长裙的两人拱手伫立，其余８人梳双髻垂于耳后，有的执壶，有的托盘，有的上菜，有的送果品，一派即将举行盛宴的忙碌情景，跃然石上。另一块刻的是《演乐图》，８个女乐站立在庭院中，神态雍容，或抱琵琶，或握横笛，或操月琴，正在为主人和宾客演奏。还有一块刻的是《梳妆图》，在一个宽敞明亮的厅堂内，中央放着一把华贵的太师椅，６个侍女分立两旁，两人拱手肃立，其余４人分别捧奁、端壶和持铜镜，仿佛在静静地侍候女主人起床梳妆，但女主人却尚未起床，真是刻画得神气活现。
桐梓周市煤鱼堡出土了一具宋代石棺，形状与现代棺木相似，棺盖、墙子、底板及前后档均用整块黄沙石凿成，以槽榫扣合。石棺前档上刻有?纹格眼和蔓草纹图案，两墙外壁均分为3个长方形框，框的边缘饰以花纹，而中间空着，显得凝重美观。
务川金银洞宋墓中，有4幅石刻是很精致的。有一幅雕的是一条鱼，张着嘴，有须，有鳞，有尾，但两旁的鳃很大，有如翅膀，而腹下有爪，如鸡足，真是奇妙极了。还有一幅是兽，鼻和牙齿犹如大象，蹄子似牛，身躯似猪，而长着马尾，这又使人感到新奇。另外有两幅人物像，一幅是双手捧着一颗大印，另一幅是双手捧着花瓶，瓶里的花盛开。
赤水官渡宋墓群中，有一座的墓壁上饰以浅浮雕的青龙、白虎，龙腾虎跃，富于动态感。这与湄潭金桥宋墓中的青龙、白虎不同，官渡的风格古拙，线条遒劲，承袭了汉唐石刻遗风，而金桥的是高浮雕，龙虎都较近乎写实，如龙行空中，虎奔山野，又另是一种格调。
宋墓中的石雕，使人应接不暇，这里只能选其精粹而述之，挂一漏万也在所难免。与此相关的是遵义高坪播州杨氏墓，包括杨文、杨癉、杨纲、杨爱、杨辉、杨烈等墓，规模宏大，亦有石刻，它们均属明墓，然其风格颇近宋墓。与宋墓相似的，这里就不再一一复述，只举其不同之处加以说明。在杨爱的墓中，有一处墓壁残存下来，花纹的精细，可谓是精雕细琢，用双线刻出的花盆，纹路清晰而富有立体感，花盆上枝叶茂盛，繁花朵朵，再配以纹饰，美不胜收，只可惜这座墓早已被盗，究竟失去多少珍品也不得而知。在杨烈墓前１０米处，左右各立石翁仲一个，高为２５米，头戴长脚幞头，身穿宽袖长袍，皂靴连在石基座上，左边的一尊双手捧印，右边的一尊双手执朝笏于胸前，可惜头部皆有残缺[2]。
安顺府文庙是贵州文庙中幸存的一座，它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天启、康熙几经修葺、扩建。这里可谓是石雕的“大观园”，在“礼门”与“义门”之间，耸立着一堵透雕着石人、石花的墙，上方横额书刻“宫墙数仞”4字，每字７米见方。“下马碑”立在一只白象的石础上，墙与照壁间有一条石板路，跨立着两架石雕牌坊，坊顶均雕有石狮、石阁，一坊上刻“道冠古今”，另一坊上刻“德配天地”。泮池上横跨一座三孔石桥，桥孔的上方嵌有石龙头或石狮头，池畔及两边均绕以雕花石栏。泮池上方在约两米高的台基上，立起一座雄伟壮丽的雕花石牌坊，这就是“棂星门”了，它为三间四柱，下为须弥座，有抱鼓石护柱，上雕“八仙”，侧面镌花草动物，坊楹边雕“二龙夺珠”，还有描绘读书人的若干故事图景，两柱间嵌以雕花石板。拾级而上，入大成门，有一对大可合抱、高三米多的巨大楹柱，在整石上用深浮雕刻成盘龙，腾跃的龙身，驮在两个大石狮上，造型生动，气势非凡。最精彩的是大成殿明间檐下的两根石柱，它是两块巨石透雕镂空的盘龙大柱，龙为祥云所绕，宛如从天而降，龙身时隐时现，两个龙头遥相呼应，玲珑剔透，神气活现。柱础为雌、雄二狮，雄狮脚下踏着一只绣球，雌狮怀中哺育着幼狮，两狮皆口含石球，球在口中流动而不致落出，背负万钧，四足稳健，仰天长啸，气势逼人。这两根龙柱，实为黔中一绝，在国内也不多见。
安龙“十八先生墓”建于永历十年（1652年）。墓前立有“十八先生成仁处”的墓碑，是永历皇帝朱由榔亲笔所题。墓门前为一座四柱石牌坊，中间高，两边低，均有石刻顶盖，有１０个兽形石雕，两柱间镶有石刻的松、竹、梅、兰扇形图案，中间两柱前还有两只作俯冲状的石狮。入口处亦有一架石牌坊，高四米余，横楣上分刻“成仁”、“取义”、“岿然千古”8个字，肃穆庄严。
遵义龙坑场的石牌坊建于清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时代虽然不早，但雕刻的精致却令人叹为观止。牌坊为三门四柱五楼，高１４米，四柱前后均有狮形抱柱，显得厚重巍峨。中门顶端主楼为庑殿式翘角屋顶，居中处有一镂孔龙纹椭圆形牌状装饰，刻有草书“福”字，正脊两端饰鸱吻。屋顶下方两端设须弥座，中竖匾额，边为镂雕九龙图案，正中刻“圣旨”二字。两侧夹楼均为两层，亦用庑殿式翘角顶，左右对称，屋脊外侧饰鸱吻和立人像，下亦设须弥座。明间坊下两端为龙头雀替，次间门顶有镂雕蝙蝠雀替，柱与梁上均有石雕图案，显得富丽而又典雅。图案中的楼阁亭榭精巧秀雅，动物形态栩栩如生，花卉造型摇曳多姿，而人物形象更是神采奕奕，并组成许多故事。石狮皆作俯冲状，虎虎有生气，而旁边的人反觉渺小。在中门“乐善好施”4字之下，有一幅石雕最为精美，镂雕成一个殿堂场面，坐着许多人在议事，而两边立着武士。如果要仔细琢磨，每一图案都大有文章可做，这里就不深究了。类似的石牌坊，在兴义鲁屯原有4座，现存3座。贵阳的青岩镇，过去有8座，现存两座，亦很精致。不过，过去贵州的石牌坊是很多的，绝大多数已荡然无存，难以追述[3]。
少数民族石雕，亦有不少精品。水族擅长石雕艺术，尤以三都引郎石棺墓群最有代表性，墓碑上不仅有俊秀的汉字和奇特的水书，还有浮雕的花、虫、鸟、兽和人物出行图，工艺精巧，形象逼真，更有水族人民喜爱的铜鼓和鱼类图形，此外，还有单面、双面、三面、五面及八字形碑刻。贵州省博物馆珍藏有4尊清代水族石雕女像，均为灰砂石高浮雕立像。有一尊高３３厘米，头发向上梳成三角形，中插发
，颈带纹丝项圈，胸前系条状背带，双乳前突，下着百褶短裙，穿长统“脚笼”，再现了水族古代的装束。另一尊高２９厘米，圆髻挽在前额正中，两手将婴儿横抱在胸前，头部紧贴左腕，显现出少妇的慈祥与温柔。还有一件水族石雕——“铜鼓”，鼓面光滑，其大小、形制、纹饰均与贵州出土或传世铜鼓无异。鼓心有芒，外分７晕，第１晕饰锅纹，第２晕饰栉纹，第３晕饰圆圈纹，第４晕饰双线Ｓ纹，第５晕饰回纹，第６晕饰圆圈加斜线人字纹，第７晕饰复线绳纹，工艺精巧，雕刻细致[4]。
彝族的石雕也很有特色。兴义捧的石马，雕刻精美，马由整块巨石雕成，重约３０００公斤，高１.５米，长１.７５米，马身肥壮，臀部圆滑，胸宽、脚短、腿粗、蹄小，俨然是贵州山马的形象。兴义城西５７公里的发玉地方，有两座彝族墓，墓碑仿牌楼结构，四柱三间悬山式顶，通高３.５米，阔６.５米，是一座大型的墓碑。碑顶有葫芦宝顶，筒瓦檐口，卷云鸱吻，枋、板上有各种浮雕纹饰，两侧墓碑的四周有八仙过海、蛟龙腾云、孔雀开屏、丹凤朝阳、老君炼丹等浮雕，边楼下部雕五子登科图及骏马图，骏马形象生动，或引项嘶鸣，或奋蹄欲奔，明间二柱以石狮为基，碑座雕有卷草纹和鱼纹。
侗族也善石雕。有一尊石虎，看去颇似一只蹲着的蛤蟆，后腿坐在地上，前腿一前一后，耳极小，双眼凝视天空，张大了嘴，仿佛是在咆哮。有座大型的双合墓，墓门上端如屋顶，墓门上雕龙刻凤，皆高浮雕，极为精致。此外，在普安县北１４公里的窝沿乡上寨牌坊村，保留着一块满文碑，竖排２３行，楷书阴刻，两侧浮雕二龙戏珠图案，而碑座的石雕特别出色，龙头神气活现，两眼圆睁，龙身半隐半露，好似在云海之中。
在诸多墓志铭中，有几块是不能不提的。遵义桑木桠出土的《杨粲墓志铭》是现存时代最早的一块，刻于南宋淳七年（１２４７年），志文楷书，惜其残缺不全。比较完整的一块是南宋咸淳元年（１２６５年）的《杨文神道碑》，铭文两千余字，是研究贵州宋代历史的重要材料。元代的墓志铭有两块：一块是德江县出土的《田惟城墓志》，刻于大德元年（１２９７年）；另一块是遵义高坪出土的《杨爱妻田夫人墓志铭》，刻于至元二十八年（１２９１年）。明代的墓志铭很多，重要的如：贵阳观风台出土的宣德十年（１４３５年）《李诚墓志铭》、贵阳城西出土的成化二十一年（１４８５年）《詹英墓志铭》、万历二十二年（１５９４年）《李渭墓志铭》，还有安龙出土的永历皇帝第五子涪悼王、第六子沔殇王、第七子澧冲王的三块墓志铭。清代有些墓志铭出自名家手笔，如郑珍亲自写刻的《黎太孺人墓志》、王仁堪书《丁宝桢墓志》等。更有一件珍贵的墓志铭，它是日本藤野真子为黎庶昌夫人赵曼娟题写的，刻于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5]。
贵州的碑刻太多了，只能举有代表性的来说。在梵净山金顶西北侧的滴水岩下，有一通高２９０米，宽１.５１米的大碑，仿牌坊形制，坊顶已毁，碑额有浮雕云龙纹竖匾，内刻大楷“敕赐”二字，边沿饰浮雕卷草纹，碑文共１３４９字，首行题为“梵净山重建金顶序”，落款为“大明万历戊午岁仲春吉旦”，即万历四十六年（１６１８年）所立。在偏远的册亨县东南４６公里弼佑的道路旁，有一块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年）广西西隆州所立的《禁革碑》，列有１３条，严禁官吏营私舞弊、敲诈勒索、乱加摊派。贵定仰望关口寨，自明以来每年额定贡茶数斤，清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年）派员踏勘，“茶老焦枯，并无一株生发”，于是“准行停止”，遂立《免贡茶碑》。三都城南２６公里处有一块《信照条约碑》，碑文１２００字，开头是“世袭贵州都匀府独山州烂土正长官合江司正堂张”，约定１７款以保障头人权益和维护社会秩序，立碑时间为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年）。凯里《甘囊香芦笙堂碑记》，记述了苗族人民吹笙跳月的风俗。在少数民族地区有许多乡规民约的碑刻，如：贵定的《甘塘乡规碑》、兴仁的《禁约总碑》、安龙《阿能寨公议碑》、贞丰《长贡护林碑》等等，它们多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立于村寨中心地点，但碑文均用汉字。
注解：
[1]刘锦：《遵义南宋杨粲墓的雕刻艺术》（载《贵州文物》，１９８７年合刊）。
[2]《遵义地区文物志》。
[3]《贵州古建筑》。
[4]《贵州博物馆藏品志》。
[5]《贵州省墓志选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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