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梁是建筑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不仅是因为它在连接水陆交通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因为建桥的技术比一般道路要复杂得多。贵州境内，山峦起伏，河网密布，需要建桥的地方很多。然而，在贵州的地质、地貌及水文条件下，建桥比之他省有诸多困难。首先，贵州山高路险，道路崎岖，高岸深谷，水流湍急，技术的要求较高，修
建桥梁极不容易。其次，贵州各条河流的上游及中、下游，情况变化很大，所经各个河段的地理状况不同，因而桥梁的类型很多，除了上节里所述的风雨桥而外，还有多种桥型，如木梁桥、石梁桥、石拱桥、索桥、浮桥等等。从贵州的古桥建筑上，可以看出贵州各族人民在这块土地上的艰苦努力，看出他们的智慧和惊人的创造力，并反映出桥梁技术在贵州发展的历程。
过河之法，可以涉水，可以囚渡，可以渡舟，也可以架桥，以桥梁最为便捷。桥梁横架在河流与沟谷之上，把两岸的交通连接起来，使之天堑变通途。在没有桥梁之前，人们遇着水浅的小溪，便只好趟水而过。也许最初只是一种尝试，人们为了不致脱鞋或打湿鞋袜，在河中垫起一些石块，踩着石头过河。受此启示，便在水流不急的地方，有意识地安放若干固定的石磴，因为走起来要作跳跃动作，所以叫做“跳磴”。在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常常可以见到这种跳磴，它是最早的过河交通设施之一。但在桥梁专家们看来，这并不能称为桥梁，因为它只有磴，而没有梁。但无论如何，跳磴毕竟有开创之功，或可视为桥的前身。真正算得上最古老的桥，恐怕当推独木桥了，它简便易行，只需用一根巨木，搭在岸的两端，人便可以走过去了。贵州古代，森林茂密，树木倒在沟壑上，自然就成了独木桥，以后便把它用在小河上了。独木桥在林区是比较多的，但这种极原始的桥，可以行人，决不能通过牛马，何况，在河面宽阔的地方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在更多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另外的办法。
木梁桥是独木桥的延伸，石磴的启发使人们聪明起来，于是，人们便在河中打几个木桩或立起木制的支架，然后把既长且厚的木板固定在桩架上，不但人可行走，牛马也可以顺利通过。有了这种发明，桥的跨度无形中加长，能适应河床较浅而河面较宽的河段，但在水流湍急或河水较深的地方是绝对无法使用的，一旦洪水猛涨，木桥就有被冲垮的危险。这种桥在黔东南地区较为常见，有的长达十余丈，还可加宽桥面，人们可以相对而行。正是因为木梁桥在这一地区发达，所以才出现像风雨桥那样建筑水平较高的桥梁。
与木梁桥的原理相同，在跳磴的基础上，人们发展了石梁桥。石梁桥又称石板桥，它是在河中先构筑起几座石礅，然后用厚重的大石条铺在礅上，做成平桥。这种桥的优点是比木梁桥更加坚实牢固，不易冲毁，而且长度不限，构造也比较简单，但也只能建在河浅水缓的地方，涨水期无法使用。贵州石料相当丰富，所以石梁桥很快发展起来。明·徐霞客在过贵州的时候，就见到不少的石梁桥，因而在他写的《徐霞客游记·黔游日记》中每每提到这种桥。在花溪河上的董家堰，如今还保留着一座长约数十米的石梁桥，而且在桥下修筑石堰，以便提高水位，灌溉农田。
可是，在河面宽阔而且水深的河段，木梁桥、石梁桥都无法修建，独木桥更自不待言。在历史上，贵州人民常以摆渡的方式过河，摆渡的方法，有的是用长长的篙竿撑船，有的则在河的两岸拉起一根粗绳，人站在船上，用手拉着绳索向前横渡。这样的渡口是很多的，据《地方志》记载，明代有渡口四十余处，清代有渡口340处，久负盛名的如川黔道上的乌江渡；湘黔道上的重安江渡；黔滇道上的盘江渡、花江渡和茅口渡；黔桂道上的八渡、还有进入“水西”地区的鸭池、六广、黄沙三大渡。然而，摆渡有诸多危险，常因载重过大、船夫不慎或天气突变而翻船，河水猛涨时根本不能摆渡。于是，人们便想出一个法子，将几条大船用铁链连结起来，横摆在河中，然后铺上木板，人和牲畜都可过去，待涨水时又将铁链拆开，这便成了浮桥。贵州历史上的浮桥很多，见于记载最早的是明代永乐年间所建的毕节七星关桥，它以铁索挽舟济渡，水涨时改作渡船。清代所建的浮桥，以榕江浮桥最长，达数十米。
在一些山高水急之处，莫说建桥，摆渡都无法进行，于是，人们创造了另外一种渡河方法，采用“溜索”过河。它将两根由几股竹、藤扭成的粗绳，拴在两岸的树桩上，形成一定高差，然后用竹筒或木制的溜板套在绳上，过河时，人用手臂紧挟溜筒、溜板，以足猛蹬地面，顺势迅速滑向对岸，两绳来回溜渡，谓之“渡索寻撞之桥”。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溜索主要盛行于云南、四川的横断山区，其实，贵州古代也是如此。镇宁的“阿破桥”实际上就是溜索，(明·嘉靖)《贵州通志》载：“在十二营司北五十里阿破河上，水流湍急，土人以藤纹为二巨索，贯以木筒，系于两岸，过河则缚于筒，用游索往来，相率以渡，旧名阿破桥。”不知经过多少岁月，人们才在溜索的基点上前进了一步，以若干平行的绳索系在河的两岸，上面铺着木板，这便成了索桥。因为人走在这种桥上，摇摇晃晃，故《贵州方志》上称为“软桥”。早期的索桥多是就地取材，或为藤索桥，或为竹索桥，可惜，这样的桥，经不住风吹雨打，年代久远，大都朽坏。惟一幸存的是水城花戛布依乡的竹竿桥，把竹竿捆扎在跨河的几股绳索上作桥面，在空中飘飘荡荡，升降不已。
铁索桥的出现，在贵州大约是在明朝末年。见于记载的铁索桥有好几座，例如：在关岭、贞丰间的花江铁索桥，黄平的重安江铁索桥，水城县与盘县特区交界处的高家渡铁索桥等。最驰名的是盘江铁索桥，它横跨在北盘江上，始建于明朝崇祯四年(1631年)，这比著名的四川大渡河上的泸定桥要早七十多年。桥用36根长达数十丈的铁索为径，上铺木板，形如栈道，人行其上，如在空中行走。徐霞客曾经到过这里，他在《徐霞客游记·黔游日记》中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桥以铁索，东西属两崖上为经，以木板横铺之为纬。东西两崖，相距不过十五丈，而高且三十丈，水奔腾于下，其深又不可测。初以舟渡，多漂溺之患。垒石为桥，亦多不能成。崇祯四年，今布政朱时为廉宪，命安普游击李芳先以大铁链维两崖。链数十条，铺板两重，其厚八寸，阔八尺余，望之飘渺，然践之则屹然不动，日过牛马千百群，皆负重而趋者。桥两旁，又高维铁链为栏，复以细链经纬为纹。两崖之端，各有石狮二座，高三四尺，栏链俱自狮口出，东西又各跨巨坊，其东者题曰‘天堑云航’，督部朱公所标也。……自建桥后，增城置所，为锁钥之要云。”清初陈鼎作《黔游记》，见了此桥也赞叹不已，他写道：“铁索桥架盘江而造。……两峰夹峙，一水中绝，断岸千尺，飞流如驶，盖天设以界黔滇者也，往来舟济，多覆溺患。明天启间，监司朱家民始冶铁为
者三十七，长数十丈，贯两崖巨石间，覆以木板，相类栈道。然
力弱，人行其上，升降不已。身随摇撼，不克自持，车骑必下，前者陡岸，后者始登，若接伍而行，闪烁增其险，曩毁于逆。今则两崖?以巨石柱，以强材经以铁
，纬以平板，上覆木屋，工程牢固，人可并肩，马可联辔，即鱼贯列伍而行，亦不惊矣!”
石拱桥在贵州的兴起是比较晚的，今见于记载最早的是遵义的普济桥。普济桥在遵义市北的竹鼬溪上，因其高于附近诸桥而称高桥，距桥不远处原有普济寺而改此名。据《遵义府志》记载，此桥为播州土司杨氏13代孙、南宋播州沿边安抚使杨粲始建，其后屡有毁建，桥为单孔石拱桥，全长14米，高6米，宽6米。但大量的石拱桥，都是明、清两代所建，据统计，明代建桥230座，清代建桥1400余座，两代共在贵州建桥1
630余座。这与明、清两代对贵州的开发是一致的，由于成批的汉族移民在这一时期进入贵州，其中有不少匠户，他们把中原长期发展起来的拱桥技术带进了贵州，结合贵州的地形，采用贵州丰富的石料，使石拱桥迅速发展起来。拱桥的长处，在于将重力散到拱的各个部分，而且可根据河面宽度，由单孔向多孔发展，由小跨径向大跨径发展，因而比木梁桥、石梁桥及其他桥型更得到广泛运用，出现了许多堪称佳构的石拱桥。在建桥的历史上，贵州还有一种创造，就是用本地所产的羊桃藤汁水拌合灰浆，使石料的黏合特别牢固，田雯《黔书·羊桃藤》说：“一日将治南堤，患其石之不固，匠氏持阺蔓至，白余曰：‘用此之汁以合石粉，胶漆不啻也。’问其名则为羊桃藤，因忆陆云：‘苌楚，今之羊桃藤。引蔓似藤，今人以为汲灌。”拱桥出现以后，立即在贵州桥梁史上引起一场革命，取代了许多古老的桥梁，成为贵州古桥的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