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栏”式房屋和“吊脚楼”只是少数民族民居的一种类型，虽然它曾经一度成为主线。在贵州广大山区，还有多种形式的民居，这里着重介绍三种，即叉叉房、土筑房和石板房。
(明·嘉靖)《贵州通志》说苗族“好居高坡，不篱不垣”，“喜于深林僻野结屋以居”，说得很不具体，而《黔书》有这样一
段记载：“散处山谷间，聚而成屯，曰寨，茅构宇，不加斧凿，冬掘地为炉，稚子率裸而近火。”这里所说的“不篱不垣”、“茅构宇，不加斧凿”的房屋，指的就是“叉叉房”。
大凡住在山区而且盛行“刀耕火种”的民族，无论是苗、瑶或其他民族，都常有类似叉叉房的建筑。这种房屋相当原始，它是古老建筑的一种残余形式，或许是“建筑的活化石”吧。房屋非常简陋，屋架是用未经剥皮的天然树干、树丫捆搭成的，基本没有“斧凿痕迹”。它不像一般的房屋那样，有柱有梁，屋架和四壁夹以荆棘、树枝，有的围以篱笆，有的用稀泥糊在墙上，谓之“千柱落脚”。因为房屋矮小，负荷不大，所以不筑地基，只需将地面略加平整。屋檐低矮，不修茅茨，屋顶上盖的是茅草、树叶或树皮，有门无窗，门洞极不规则，犹如一座窝棚。因为是茅草、树叶或树皮盖的，光线和风便从缝隙中透了进来，故有“风来风扫地，月来月点灯”的说法。房屋面积狭窄，通常只有二十多平方米，室内多不分隔，中设火塘，全家围火而坐，围火而食，围火而卧，晚上竟至人畜同住一房。房屋既小且轻，又无坚固的屋架，自然不能修高，否则会被大风刮倒，于是尽量压低高度，显得低矮。
叉叉房的建筑非常简单、容易，故抛弃而不足为惜，适合于迁徙无常的生活。为什么要辗转迁徙呢?归根结底，是生产力所决定的。一则是采集和狩猎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位置，至少还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长期固定在一个地方坐吃山空，一旦鸟兽稀少或野菜野果匮乏，就必须另走他乡，谋求新的生活环境。再则，农业虽然已经出现并发展起来，但耕作极其粗放。他们没有固定的耕地，而是在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中到处流动。因为是实行刀耕火种，土地的肥力全靠草木灰补充，所以，种植二三年后，土地肥力显著下降，收成越来越差，迫不得已，只好另开生荒。近处的土地一旦用尽，就得向远处的山地进军，于是，耕作半径日渐扩大，超过某种程度，耕作就很难进行，只得迁往他乡。既然刀耕火种农业及采集、狩猎都要求不断流动，人们自然不作长远打算，哪里有地可开、有鸟兽可捕、有植物可采，就在哪里住下，何必花费许多功夫去建房子呢?在这种情况下，房屋自然越简单越好，反正住的时间不长，只要能避风雨也就足矣!
仔细想来，“叉叉房”实在是刀耕火种的必然产物，而且是最佳选构。大凡“赶山吃饭”的民族，大都使用这种房子。说得更透彻一些，叉叉房与刀耕火种是一对孪生子，两者是形影不离的。何以见得呢?这是因为，刀耕火种必须砍倒树木和杂草，而这些草木正好是修建叉叉房必不可少的材料，只要开荒不绝，修房的材料自然不会缺少，他们每开一片生荒，就可以修建一幢房屋，在这里，开荒具有一举两得之功。建房既然如此方便，搬家时何须将房屋拆走呢?所以，常常可以见到“人虽去而屋存，村虽在而人空”的情景。至于家具，贵重的就是铁锅和磨盘，搬家时必须带走，而桌子、凳子只须砍倒一段木头也就可以敷衍过去，不中用了，就把它当做柴烧。总而言之，叉叉房产生于经济落后的时期，它具有原始性、简陋性、临时性和灵活性，它的经济基础就是刀耕火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叉叉房总的趋势是与日俱减，残存在建筑中，成为古老社会的一种陈迹[1]。
在广大山区，除了“叉叉房”以外，更多的是使用黏土筑墙。有的是将黏土打成土坯，阴干后用于砌筑。比较普遍的是板筑土墙，架上墙板，按墙体位置依次冲筑，筑一圈后又依次升高，遇门窗处则加木板，然后在板上筑墙，形成一个长方形的墙体，其上安装屋架和横梁。土筑房一般只需在立柱处置石础，柱立好后，筑土墙将它包在其中，称为“金包银”。这种房屋的好处是取材广泛，造价低廉，只需备少量用作屋架和梁柱的木料。只要取土方便，费些人工即可建成，适合于贫困的山区，也不用耗费大量木材。它和石板房一样，也是冬暖夏凉。只是有一点不好，就是因筑墙时不能留太多的门洞和窗框，否则容易坍塌，所以，采光和通风都不太好。
土墙房在贵州比较普遍，尤其是比较寒冷的山区，因为这些地方并不太适合那种通风很好的干栏式竹木建筑，而需要保暖条件好的土墙房。适应山区耕地分散的特点，土墙房常处于“山一家，水一家”的状态。当然，也有些地方聚为村落，但规模都不大，一般是二三十家，而且各自处于孤立状况。常见的土墙房均为平房，面宽二至三间，多半只有一进。墙体不高，屋檐低矮，茅草盖顶居多。畜厩和厕所往往连在一起，以便积肥，建在房屋侧面或后面。因为用茅草盖顶，容易被大风刮走，所以，房屋通常是建在半山腰，一则是为了避风，二则是怕大水冲刷。彼此孤立也可能与茅草盖顶有关，因为茅草房最怕失火，如果房屋靠得太近，一遇火灾便难以扑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