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形铜釜(贵州赫章可乐
西汉)贵州是“铜鼓之乡”，铜鼓的起源相当古远。１９７７年，在赫章可乐战国墓中出土了一件鼓形铜釜，它系青铜铸制而成，高２７６厘米，口径３７厘米，底径７５厘米，其形制为敞口、长颈、鼓腹、小平底，通体无纹饰，底部有烟炱，击之铿锵有声，它作为釜用，又仿佛是一面倒置的原
始铜鼓，这种介乎于鼓与釜之间的器物，被命名为“鼓形铜釜”。１９７８年，又在赫章可乐战国墓中出土了一件铜釜，通高２１７厘米，口径３６８厘米，腹径３０１厘米，底径２６３厘米，亦为青铜铸造，形制为敞口、高领、束颈、浅腹圆鼓、大平底，肩部有小半环耳两对，口沿竖立陶纹半环耳一对，素面无纹，底有烟炱，因它形状似鼓而用作铜釜，故命名为“鼓改装铜釜”。更奇特的是，在这种釜中发现了人头骨和牙齿，据研究，是贵州古代少数民族特有的“套头葬”。在赫章可乐墓中，共发现这种“套头葬”墓２０座，其中，战国晚期墓１０座，西汉前期墓１座，其余的则以铁釜作葬具。
以上几件器物，给我们几点重要的启示：首先，我国目前发现的铜鼓是在战国时期，以云南祥云大波那的铜鼓最为古老，而后有云南石寨山出土的铜鼓和铜鼓形贮贝器，在贵州则有鼓形铜鼓、鼓改装铜釜和“铜釜套头葬”，这说明贵州也是铜鼓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其次，从铜鼓与铜釜的关系上，我们可以探索铜鼓的起源，看来，起初鼓与釜的区别并不甚分明，时而为鼓形铜釜，时而为鼓改装铜釜，而云南的铜鼓形贮贝器也大体处于两者之间，说明鼓与釜往往互用，既可煮食、盛物，又可作乐器敲击，在宴聚之后，人们“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击釜作乐，犹如“庄子鼓盆”、“秦王击缶”一样；其三，鼓改装铜釜作为葬具，表明这种器物在当时还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礼器，人死之后，把头置于其中以表珍贵，既然在赫章发现了“铜釜套头葬”十余处，足见有一定的普遍性，并成为一种文化习俗。
在赫章可乐汉墓中，出土了一件立耳铜釜，高２１３厘米，口径３７５厘米，腹径３４厘米，底径７厘米，亦为青铜铸造，形制为敞口、高领、束颈、圆鼓腹、小平底，口沿上置对称陶纹立耳一对，底有烟炱痕迹，同样用作“套头葬”的葬具。这样的铜釜，在威宁、滇镇等处汉墓中共发现十余件，云南、四川有少许出土，其余地区不见此物。１９５７年，在赫章辅处汉墓中出土了一件竞渡纹铜鼓，通高２４５厘米，面径４５５厘米，腰径４０３厘米，足径４８８厘米，重１０８公斤。它为青铜模铸，形制如坐墩而空其下，鼓面略小于胴部，束腰，足外撇，有带状扁耳两对，竞渡纹铜鼓(贵州
赫章辅处
西汉)通体有纹饰，鼓面有9芒、8晕，饰三角纹、锯齿纹、带尾圈点纹，并在第四道主晕上有６只鹭鸶飞翔图，胴部有4只龙舟，俱作竞渡状，棹舟羽人姿态各异，而鼓腰上有4只肥壮短角的牛，侧身而立。从这两种器物上，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如果说在战国时期鼓与釜还未显然区分的话，那么，到了西汉，铜鼓与铜釜便分道扬镳了。由于鼓与釜分离，各专一路，因而技术显著提高，制作益加精致，赫章辅处汉墓中出土的“竞渡纹铜鼓”，无论造型、纹饰均已达到较高水平，标志着铜鼓在这一时期已经定型，堪称我国西汉铜鼓的精品。单就铜鼓上的纹饰而言，那4只作竞渡状的龙舟，棹舟羽人奇异的装束，还有肥壮短角的牛以及6只格格驾飞的鹭鸶，都颇具南方特色，而非外来之物，其时代显然比所谓“马援鼓”、“诸葛鼓”要早得多。
铜鼓文化在贵州延绵不断，广为传播而别具一格，其中，遵义型铜鼓和麻江型铜鼓被定为南方铜鼓发展史上的八大类型的标准器物。遵义型铜鼓是在遵义皇坟嘴杨粲宋墓中发现的，共两面，为黄铜铸造，形制基本相同，其特点是：鼓面出沿，胴部微凸，腰部明显内收，腰下棱线凸起，足部微向外撇，有带状扁耳一对，鼓面有１２芒、１１晕，胴部与足部饰以乳钉纹、同心圆纹、三角纹、叶片纹、复线人字纹和复线菱形纹。男室中的一面较重，高２８厘米，面径４４２厘米，腰径３６３厘米，足径４３１厘米，重１２２５公斤。女室中的一面较轻，高３０厘米，面径４９厘米，腰径４３厘米，足径４９８厘米，重７７５公斤。麻江型铜鼓是在麻江谷洞明墓中发现的，亦为黄铜铸造，高２９厘米，面径４８厘米，腰径４５厘米，足径４９５厘米，其形制为鼓面出沿，而略小于胴部，腰间有凸棱一道，胴与腰之交有粗大扁耳一对，鼓面有１２芒、４晕，纹饰稀少，是四道合范铸成。考古资料证明，贵州的铜鼓文化，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1]。
从铜鼓的使用上，也可证明贵州是“铜鼓之乡”。贵州古代居住着许多僚人，很早就使用“既轻且薄，易于熟食”的铜爨。到了唐代，不但以铜鼓赏有功者，而且宴聚“击铜鼓、吹大角，歌舞以为乐”。宋代因少数民族“以铜鼓钞锣祀神鬼”，要求释铜禁，朝廷乃以铜输入五溪地区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在明代的志书中，有“仲家”（布依族先民）“岁时击铜鼓为欢”，苗族“好吹芦笙，打铜鼓为欢”等记载。张澍《续黔书》录有《黔中曲》１３首，其中有一首记的就是击铜鼓祀竹王的事，其诗云：“斗大山城景物熙，雨风风雨竹王祠。迎神一曲鸣铜鼓，窨酒满斟倒接
。”蒋攸《黔轺纪行集》中，也有“铜鼓声中赛竹王”的诗句。在贵州各民族中，铜鼓的使用非常广泛，不惟源出于“百越”的布依族、壮族、水族、侗族使用铜鼓，源出于“濮人”的仡佬族及苗、瑶民族也使用铜鼓。布依族普遍使用铜鼓，几乎每个大寨或大姓都有一面到数面，在贵州省博物馆收藏的８０面铜鼓中，有７５％来自布依族地区，他们运用范围很广，或“岁时击铜鼓为乐”，或婚姻“会聚击铜鼓”，或丧葬“击铜鼓以祭”，或祭祀“击铜鼓祀神”，但闻铜鼓声响，“邻村闻鼓声毕至”，打击方法共有１２调，用毕妥为保存，极为珍贵。壮族使用的多系粤式铜鼓，早期的铜鼓大而且精美，晚期则体型变小，轻便朴素，立体蛙饰消失，铸造由庄重变为小型轻巧了。水族在过端节和卯节时必须击铜鼓，故有“敲鼓过端好赛马，敲鼓过卯好唱歌”之说，丧葬时击铜鼓以追悼，还曾经用铜鼓作报警器，因此，水族人民对铜鼓有深厚感情，认为失去铜鼓是对祖先的玷辱，被夺去铜鼓就意味着被剥夺了欢乐与幸福。仡佬族历史上也使用铜鼓，但近代已不流行。苗族在近代以来，除湘西、鄂西不使用铜鼓外，贵州的苗族仍普遍使用铜鼓。瑶族在丧葬、祭祀时使用铜鼓。在贵州的民间舞蹈中，铜鼓舞是一个重要系列，以铜鼓作伴奏的舞蹈有苗族铜鼓舞、布依族铜鼓舞、侗族铜鼓舞，水族不但有男子的铜鼓舞，还有女子铜鼓舞。
千百年来，铜鼓在贵州高原上放射出灿烂的光彩，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长期传承下来，在许多民族中广为传播，贯穿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早先的铜鼓具有釜的特征，用作炊具，用作葬具，随着时代的演进，尊为礼器和祭器，以后才演变为乐器。这种神奇的铜鼓，与一般的乐器不同，它并不只是用于伴奏歌舞，还起到召集民众和指挥战斗的作用，传达号令、报警等都以铜鼓声为转移。铜鼓是贵州各族人民共同的财富，它的传播与使用，就是各族文化交融的最好历史见证。
注解：
[1]《贵州省博物馆藏品志·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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