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来看，大约在公元前３ ５００年，中原地区开始进入“铜石并用时期”，相当于“仰韶文化”后期，大约在公元前２ ６００年至公元前２
０００年，是“铜石并用时代”的晚期，这正是“龙山文化”活跃的时期。我国在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前后，迈步进入了“青铜时代”，以河南偃师县二里头文化为其开端。“青铜时
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灿烂辉煌的时代，它把精美绝伦的青铜艺术与巧夺天工的青铜技术结合起来，创造出大量传之后世而不朽的青铜器，放射出瑰丽奇诡的光芒。按照学术界的分期，盘庚迁殷以前为青铜器的“育成期”，殷虚至周昭王时期为“鼎盛期”，周穆王至春秋早期为“转变期”，春秋中叶至战国为“更新期”，两汉为“衰退期”。贵州的“青铜时代”看来比中原来得要晚一些，从目前材料来看，可能是商周之际，此时中原已进入“鼎盛期”了。根据出土的器物，贵州的青铜器较盛的时期，大约是战国至两汉，也就是说，在中原青铜器进入“更新期”和“衰退期”时，贵州的青铜器才勃然兴起。这一时期中原器物的传入，无疑对贵州的青铜器发展起了催化和推进作用。
这里谈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南方铜鼓文化的由来。铜鼓从何而来，这可谓是“千古之谜”，倘若把它孤立起来，单就铜鼓谈铜鼓，似乎便成了“天外来客”。但若与中原青铜文化的发展相比照，铜鼓的起始时间是在青铜器“鼎盛期”之后，换言之，中原的青铜器衰落以后，青铜技术继续南传，于是南方铜鼓兴起。这决不是凭空推想，事实上青铜文化的向南传播，首先透过吴越、荆楚、巴蜀，在这一扩散带内，既有中原器物，又有追慕中原的仿制品，还有独具风格的青铜器，说明在接受中原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变异，有所创新，有所发展。铜鼓的铸造方法，不外乎泥型合范法、蜡模法、泥范法和失蜡法，这些与中原青铜器是一脉相承的。在贵州，大概在战国至两汉就出现这种交错的文化现象，既有中原青铜器，也有本地所产的青铜器，而且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铜鼓。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中原青铜文化与南方铜鼓文化的衔接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务必要特别留心[4]。
注解：
[1]席克定、宋先世：《贵州毕节瓦窑遗址发掘简报》(载《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州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３月版)。
[2]刘思元、熊水富：《普安铜鼓山遗址发掘报告》(载《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
[3]殷其昌：《大山古代炼铜遗址》(载《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
[4]史继忠：《青铜时代与铜鼓文化》(载《贵州民族研究》，１９９５年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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