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矿的开发，包括找矿、采矿、冶炼和铸造，都以制陶为先导，因为，人们在制陶过程中，首先学会了分辨土质和矿石，并掌握１０００℃以上的高温技术，同时学会制造内模与外范，没有这些先决条件，就不可能出现铜的冶炼与铸造。贵州的陶器起源是很古远的，可一直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如前所述，安龙观音洞文化遗址，
能以清楚的层位反映由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历程。在这个遗址中，我们就发现了若干陶片，均为夹砂陶，火候不高，易于破碎，有黑陶、灰陶、红陶、褐陶几种。在平坝飞虎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共出土陶片近两千片，夹砂陶占７０％，质地坚硬，铿锵有声，说明制陶技术已有发展，烧成的温度较高，其年代距今约４０００～６
０００年。在长达两千年的时期中，贵州境内的古人类不仅学会了制陶，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就为铜的开采、冶炼作好了准备。
在毕节青场的瓦窑遗址中，不但发现大量陶器，而且发现了一座陶窑，它是一座圆形单孔露天小窑，直径约９０厘米，火孔居中，孔径１６厘米，整个窑体被烧成红褐色，证明此时人们已掌握了高温技术。在这里出土了６件石范，有一件是铸造剑叶用的，另一件是铸造剑茎用的，还有一件是铸造鱼镖的石范，呈半圆柱形，底平上凹，凹处为浇口，范长８厘米，宽４厘米，厚３厘米，铸件长６厘米。就在这个遗址中，还发现了铜片１件，铜条１件，铜粒３颗，铜镯１件，铜镯横断面为扁圆形，直径６厘米，宽０５厘米，残长４厘米。这个遗址的年代，经Ｃ１４测定为距今３２１０±１７５年，相当于商末周初，这就是说，在商周时期，贵州就已经可以制造铜器了[1]。
在普安铜鼓山，铜器铸造有了较大进步，这可从炉灶、石模石范、陶坩埚、铜器四方面找到有力证据。在遗址中发现炉灶2座，平面呈“吕”字形，通长０９５米，有大、小2个灶眼，火膛底部及四壁均有５厘米左右的烧结层，而且在灶膛内出土了一件铜鱼钩。这里共出土了４５件石模和石范，其中，有剑茎模５件，剑茎范４件，剑身范１件，戈范２件，刀范１件，铃范２件，鱼钩范１件，乳钉纹模１件，心形纹模１件，凿范２件，宽刃器范４件，浇口范７件，“土”字形范１件，残石范１１件，泥心２件。从这些器物可以看出：第一，当时铸造的铜器种类繁多，有刀、剑、戈、鱼钩、凿、宽刃器，还有铃和乳钉，用途相当广泛，包括武器、工具、乐器及装饰品，而且器形多样，例如：剑茎就有喇叭形、圆柱形、长方形几种；第二，已经广泛使用内模外范，并能铸造泥心，模与范结合用绳缚在横向的阴线槽上，模上刻有几何图形，乳钉纹模正面还刻有两排凸起的长方带和两排圆形乳钉，心形纹模中部为一心形凹陷，足见制模、铸造已达到相当水平；第三，浇铸时使用了一种专用的“浇口范”，用以将铜液导入，在这７件浇口范上，尚可见到浇铸时高温的痕迹和粘附的少量铜锈。这里出土了３件陶质坩埚，系用夹砂红皮灰陶做成，直腹、圆底，器形小且厚重，内壁及底部粘附有少量铜锈。以上事实说明，铜鼓山的冶炼和铸铜是比较发达的，其时代至少在距今２０００年以前，其上限可能在距今３
０００年左右，大约是在春秋至西汉年间。
铜鼓山出土的铜器是很丰富的，共计４５件，其中，有铜刀１１件，铜钺３件，铜削１件，铜凿２件，铜钻９件，铜镞３件，镞形器２件，铜叉４件，铜鱼钩１件，铜条４件，铜笄１件，铜环２３件，铜渣２０粒，另有铁铤铜镞５件。铜渣固然不足为奇，但它证明这些器物多系本地所产。铜刀分为四式，形制不同，反映出制作技术的多样。铜削、铜凿、铜钻、铜镞、铜叉和铜鱼钩均用于生产，这必须是在铜器较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特别是铜镞，因为用作箭镞射出以后是很难收回的，用铜做箭镞必然是铜器比较盛行的表现[2]。
更可喜的是，在赫章县可乐乡的大山村，发现了5座冶炼窑炉。窑炉平面为圆形，剖面酷似葫芦，窑口小而窑腹大。从炉底到炉口，通高约２～２５米，腹部直径为２２～２５米，窑口直径为０７～１２米。窑内四壁均有煅烧痕迹，呈深红色，土质坚硬。窑内残存冶炼后的铜渣，呈块状，起铜绿。据研究，这些窑炉大致是在战国至秦汉时期，是贵州目前发现最古老的炼铜遗址。这些炼铜窑与辅处附近的冶炼炉极为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山冶炼炉的附近有为数众多的可乐古墓群，在辅处冶炼炉附近也有一批古墓群，在这些古墓中出土了不少青铜器，它们与中原器物的风格迥然不同，这就是下面所要讲的“夜郎故土上的青铜器”[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