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各民族文字，不仅促进了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还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多种少数民族文字中，贵州有十分难得的两种古文字，一是彝文，二是水书。据迄今为止的统计，彝文有一万多字，水书有四百多字。另外，语言属汉藏语系的某些少数民族，曾在某个历史阶段借用过汉字来记录本
民族语言，突出的如白族的“白文”和壮族的“土俗字”。在贵州，到了近代，侗族和布依族的知识分子，曾采用汉字记布依语和侗语。布依族广泛流传于民间的《魔公书》，几乎全是用汉字记布依语；侗戏的剧本也是以侗语的发声谐音，用汉字写下来。贵州的大多数少数民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处于“无文字，刻木为契”的状态。20世纪初，英国传教士柏格里在威宁、赫章一带传教，为便于传教，与苗族信徒杨雅各等人共同创制了拉丁语拼音方式的苗文，这种拼音文字的苗文被称为“老苗文”，它主要在威宁石门坎一带教徒中传播，流传虽然不广，但它却是贵州使用拉丁字母创制少数民族拼音文字的尝试和开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加快发展我国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科技，先后创制了以拼音文字为基础的苗文、侗文、布依文和新彝文，并在民族聚居区首先试行和推广，经过三四十年的实践，证明现行的这几套文字方案是科学的、成功的，1995年秋国务院、国家民委的语言专家联合调查组通过了论证验收，使之成为正式推行文字。
我们在本节论述的“彝文”是指古彝文，史书称之为“爨文”、“倮文”、“罗罗文”、“蝌蚪文”、“韪书”等。魏晋时期，氐羌爨氏自雄于云南，将其统治区域划分为东、西两部，东部的主要居民为“乌蛮”，西部以“白蛮”为主，故有“东爨乌蛮”、“西爨白蛮”之说，于是把古彝文称为“爨文”。“倮
”或“罗罗”是元、明、清时期对彝族先民的称谓，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说：“罗罗，即乌蛮也。”“乌蛮”中的一部分在贵州“水西”地区，明嘉靖《贵州通志》称之为“水西罗罗”，故彝文又称为“倮文”或“罗罗文”。“蝌蚪文”之称，始见于明代(天启)《滇志·爨夷》：“有夷经，皆爨字，状类蝌蚪，精者能知天象断阴晴。”显然，所谓“蝌蚪文”系就字形而言。至于“韪书”，贵州《大定县志·风土志》说道：“安国亨(明人)所译夷书九则，内载阿
唐时纳垢酋、居岩谷撰爨字，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号曰韪书，即今彝字。”清代《一统志》亦倡此说。这里，“韪”的原意是“对”或“正”，“韪书”也就是经过规范化的文字，其作用在便于通行。
彝文的起源无疑是很古远的，但确切的时间还难以断定。有人认定1978年在贵州威宁中水战国至西汉墓中出土的陶器刻画符号，就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彝文。但是，这里依然存在许多相关的问题悬而未决，如墓葬族属的准确鉴定、彝族在战国时是否使用陶器、这些刻画符号连缀起来的句群意义是什么等等。而且，基于象形的古文字其起源时都大同小异，非彝文一种。当然，这种推论仍可自为一种假说成立。但“例不十，法不立”，目前毕竟还缺乏确凿的旁证材料立论。由于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的不足，我们主要以彝族自身的民间传说作启示，以上述二者作为参证，推论彝文的创制不迟于唐代。贵州彝族民间流传，有的说是宓阿叠，有的说是阿
，黔西北说是吉禄老人，《西南彝志》上说是伊阿任，他是“知天文地理的人物”，“用文字写了许多历史书籍”。看来，安国亨所译《夷书九则》所记唐代“阿
”创字之说或确有据，故《大清一统志》同倡此说。彝文起源于民间，故各地并不统一。唐、宋时期彝文已经通行，并成为彝族政权罗殿等国的官方文书。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有记：“罗殿(今贵州普定)等处，乃成聚落，亦有文书，公文称守罗殿国王。”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蛮》亦云：“都大照会罗殿国文字。”《元史·地理志》亦载有今普定的“罗殿王”领地，乃彝族居住地。既然宋代已用彝文作公文、文书，则其产生当不晚于唐代，由此可信唐时阿
创字之说。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未发现唐宋时期的文字遗迹，虽有人称大方响水的《妥阿哲纪功碑》为蜀汉所立，六枝《拦龙桥碑记》为南宋时立，但仍未获得确凿论据，碑上无明确纪年。目前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是大方县成化大铜钟铭文，为彝、汉文合壁，明确写着“明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字样，并注明为贵州宣慰司宣慰使安贵荣及其夫人奢豚所铸。
彝文是一种表意的音节文字，其造字方法犹如汉字的“六书”，从象形字出发，形成大量的指事字和会意字，而且，越往后象形字越少，并有部分形声字和假借字。所不同的是：汉字的形声字占优势，而彝文的形声字尚处于萌芽状态。有人认为彝文的造字是模仿汉字，其实不然。像水书、纳西族的东巴文这些也属于汉藏语系的文字，大抵也是沿着“六书”的道路发展，这大概是因为思维方式所致，即从具象(象形)开始，通过联想而产生跳跃，致有指事、会意、形声和假借。当然，在与汉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很可能吸收了汉字的某些造字方法，彝文的偏旁部首或许就是其中的一例。不过，因为三方面的原因，各地彝文的差异仍然较大。其一是彝语方言复杂，各自有文字创新；二是彝族在历史上没有建立统一的政权，彝文未经过规范；三是彝族在较长历史时期没有刻版印刷，彝文典籍多系手书，辗转传抄，写法各异，故字体不一。
在字形结构、书体和行款上，彝文都别具特色。在彝文的一万多字中，按造字法可分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类型。彝文的结构包括笔划、偏旁、部位三个部分。基本笔划有20个：丶、—、｜、、、∫、、］、?、、＾、ο、、△、、、、、×、。其中每一个都有许多重文别体。彝字用上述基本笔划一般按以下两种造字法构成：一种是以部首为形体结构的躯干和重心，以其他笔划或造型部件为陪衬，有时附加符号以别于同部的字；另一种是以某一部首或笔划为出发点进行结构变化或笔划变形。虽然彝字都归属一定的部首，但部首本身却并不代表什么抽象的意义范畴，仅是表示彝语的音节，这一点与汉字不同。此外，构成彝字的重要手段还有部位。同样的笔划或字体，因附加符号所在字中的部位不同而有不同的意义，组成不同的字。彝文借用汉字有三种形式：借用字形、同音假借和同义假借。彝文的书体有地域性差异，云南、贵州多作横卧式，四川凉山多作直立式。前者介乎篆、隶之间，后者近似篆书。行款上异于古今汉字行款规范，云贵彝文多是直列右行，而凉山则是横列左行。彝文除使用句号、叠字符号和段落符号外，一般不使用其他标点符号。
与契丹文、西夏文等类少数民族古文字不同，彝文并不是已消亡于历史风尘中的“死文字”，而是自古一直在川、滇、黔各地使用的活文字，至今仍在彝族民间使用。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彝文主要掌握在毕摩(
师)、慕史(歌师)、土司、土目等人手中，但它使用的范围并不局限在宗教领域，而是广泛涉及哲学、政治、历史、军事、教育、经济、文学、艺术、医学、天文、地理、算学、谱谍等诸多方面，是彝族历史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在西南各省中，贵州保存的彝文典籍及金石铭文最多。经调查进行登记的彝文典籍多达四千余册，整理后编成的《彝文典籍目录》，著录了1
270部典籍。贵州宏富的彝文典籍文献，对于全面研究贵州乃至全国彝族的历史文化具有重大价值。譬如说，《西南彝志》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巨著，全书共26卷，近38万字，记述了彝族各部的源流及古代社会面貌，反映了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宇宙人文论》，融哲学与科学为一体，把天、地、人视为一体化系统有机地贯通起来进行研究，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升为哲学形式。它阐述了彝族先民对宇宙和人类起源以及万物变易的认识，涉及阴阳五行、人体部位和天文历算等各方面，像这类书在贵州有六十多种。彝文的文艺作品更加奇丽多彩：传说有《阿鲁除妖记》等六十余部；神话有《努讴数》等二十余部；故事有《色吞阿育》等三十余部；诗歌有《细沓把》等二十余部；美术有《那史画》等12部。其他还有民歌、寓言、谚语、谜语、对联等等。科技论著广涉“天、地、人”诸领域：天文有《二十八星》等34部；历法有《年月日时历》等23部；地理有《那迤濮买硕》等12部；医药有《寻药书》、《诺乍数》等16部；另有建筑、生理卫生、物理、动物等方面的书。在经济方面，除了纺织、冶金等方面的文献如《细赠布数》和《打铜织绸》而外，尚有大量珍贵的彝文契约、账目留存于世。贵州的彝文金石铭文也十分丰富。1930年地质学家丁文江来贵州，考察搜集了大量碑文，编辑成《爨文丛刻》一书，是书影响极大。1981年，中央民族学院邀请贵州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罗国义等人在此基础上编成《增订爨文丛刻》，比原书内容增加了数倍，成三卷巨著出版。1989年出版了贵州毕节地区、六盘水市、大方县三地民委合编的《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1994年又出版了该书的第二辑，共录拓片60帧[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