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述等级相适应，土地被划分为“公田”与“私田”两种类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公田”与“私田”的概念，与我们通常的理解不同。《黔南识略》说：“分地而耕，纳租于主者，是为公田。其余众苗通力合作，土目按亩收利者则属私田。”按此说法，所谓“公田”，是指分配给粮庄百姓耕种的田，事实上是原先村社
的“份地”，但因收归土司后而成亭目领地，故种田人必须纳粮，这就是所谓“分地而耕，纳租于主”；而“私田”是指土司、土目所占的土地，由土民合力为之代耕，将其收入交给田主，这就是所谓“众苗通力合作，土目按亩收利者”。公田与私田的名目繁多，种类各异。《黔南识略》又说：“其田旧有站田、夫田、亭目田、把事田、粮田诸名目，今则陋规尽革，名号犹存。”最复杂的是夫田，布依语称为“纳夫”，种这种田的人必须承担某种差役，故有伙夫田、挑水田、舂米田、奶妈田、割路田、柴火田、小菜田、渡户田、针线田、筷子田、班夫田、打更田、马草田等名称。站田实际上也是一种夫差田，种田人的任务，就是充当驿卒、站夫。粮田称为“纳粮”，也就是粮庄百姓所种的田。公田中还有马排田、魔公田以及家族、村寨的祭祀田。而私田主要有“印田”、“亭目田”、“把事田”三种，实际上是土司、亭目、把事的俸禄田，或者叫做养印田。
亭目制度下的剥削，概括地说，依其所耕种的土地种类不同而有区别。或纳粮，或当差，或按地亩征收赋税，或按人丁交纳银两，最苦的莫过于私庄百姓，他们既要交租，又要服役。除此而外，土司、土目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同时又是政权的主宰者，自然有权支配他们属下之民。于是获得各种超经济剥削，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临时性的摊派，如遇土官或亭目有婚丧嫁娶或修房造屋，照例要将这些花费分摊到每个百姓的名下；二是敲诈勒索，如告状必先交“状纸钱”，判决时交“开口钱”，释放时交“开锁钱”，被杀还得交“垫刀钱”等等；三是“打场”，一年两次，通过“场头”、“乡约”在集市上抽取“地头税”，卖肉抽肉，卖鸡抽鸡，卖菜抽菜，七月半及除夕则收取各种实物“敬奉祖宗”，如此等等。
桂西北和黔西南的亭目制，在许多方面与西双版纳的傣族封建领主制有着极其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是因为，它们都同处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上，都是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粗略地看，亭目地区的等级大体与西双版纳相类似，泗城府土司大体与西双版纳的“孟”相当，土目大体与“翁”相当，“粮庄百姓”大体与“傣勐”相当，“夫差”和“私庄百姓”大体与“滚很召”相当。西双版纳的土地，也是分为“公田”和“私田”两部分，同样不准买卖、典当，亭目地区的“纳粮”大体类似于西双版纳的“纳曼”，这里的“夫差田”也颇像西双版纳的“滚很召”耕种的土地，“印田”类似“宣慰田”、“波郎田”，“把事田”类似“头人田”。然而，西双版纳的领主制是通过自下而上的联合形成的，而亭目制则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征服所形成。而且，亭目制的建立主要是外部军事力量的推动，有明显的征服痕迹，且因“改土归流”而夭折，随着流官统治的深入，地主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冲淡了领主经济的色彩，而西双版纳却是土生土长而又很少受到外界干扰，发展得相当充分，相当成熟，因而特色极其鲜明，形态更加典型。总之，由于两者地理、历史、民族条件不同，发展程度和表现形式也有若干差异[1]。
注解：
[1]柏果成：《布依族的亭目制度》(载《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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