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目制度
在历史上，亭目制度盛行于桂西北和黔西南。即黔桂毗连的红水河流域，包括广西的凌云、乐业、田林、隆林、西林五县及百色、凤山、天峨三县的一部分，还有贵州的贞丰、册亨、望谟、罗甸四县及安龙、兴义的一部分。这一地区，在清雍正“改土归流”以前，属广西泗城府及西隆州，是壮族、布依族的分布
区域。亭目制度，渊源于唐、宋时期的羁縻州峒，形成于元、明时期的土司统治，清代日渐衰萎，但直到解放前还有若干残余存在。
羁縻州峒乃是“羁縻”政策的产物，无非是封建统治者“以夷治夷”、“分而治之”政策的体现。唐、宋时期，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普遍推行羁縻州的制度，特别是在西南边疆。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说：“羁縻州峒，隶于邕州左右江者为多。……自唐以来内附，分析其种类，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国朝开拓寝广，州县峒五十余所。推其雄长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以藩篱内郡，障防外蛮，缓急追集备御，制如官军，其酋皆世袭。”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一、羁縻州在唐代即已兴起，宋承唐制；二、设置的原则是“分析其种落，大都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三、虽然列为州县，亦设刺史、知县、知峒等官，但“其酋皆世袭”；四、借“内附”的少数民族为“壮丁”，“以藩篱内郡”，其编制“如官军”；五、在广西左右江地区设置颇多，羁縻州峒达五十余所。
这一地区多有溪峒组织，它植根于农村公社，以村寨为基础结成军事联盟，公推军事首领统率。自唐以来，大姓崛起，如黔南的谢氏、赵氏，广西的侬氏、黄氏，他们“世为酋长，其部落皆敬畏之”。在羁縻州峒建立后，社会分为峒官、峒丁和家奴三个等级：峒官已不再是从前的部落首领，他们被加封为知州、权州、监州、知县、知峒等官，世代承袭，对峒丁操有生杀予夺之权，出入“前驱千人，后骑数十，整齐不乱”，谓之“主户”；峒丁为峒官治下之民，称为“提陀”，世代隶属于峒官，“一有微过，(峒官)遣其所亲军斩之上游，而于下游阅其尸”，“日熏，酋酣，杖剑散步，峒丁避之不及者，手刃焉”；通过战争掳掠或者转手买卖所得的人口，“男女相配，给田使耕，教以武技，世代隶属”，谓之“家奴”或“家丁”。土地为峒官据为己有，任何人不得买卖、典当，“擅鬻者有禁，私易者有罚”，并采取“计口授田”的方式把峒丁束缚在土地上，平时“各供水陆之产，为之力作”，战时则为之兵卫，为之效死，称为“田子甲”或“马前牌”，“言耕其田而为之甲士”。显然，峒官制度下的社会，已是不折不扣的阶级社会，是封建领主制的一种表现形式。
到了北宋仁宗皇皊年间，侬智高起兵反宋，朝廷乃以狄青征讨，事平之后，以其部将镇守广西左右江流域，实行军事统治，于是岑氏取代了原先的侬氏、黄氏，成为泗城州一带的统治者。入明以来，不断开疆拓土，并遣部属王、黄二姓越过红水河，直抵贵州镇宁、永宁、普安等州，形成“上江王、下江黄”的统治格局。其统治方法是“分亭设甲”，以甲统亭，以亭统寨。这里的“甲”并非保甲的甲，而是一种称为“兵甲”或“甲哨”的军事组织。《文献通考》说：“峒以三十人为一甲，置节级，五甲置都头，十甲置指挥使，五十甲置都指挥使，总四万四千五百人以为定额，各置戎戒，遇有寇警，召集之。”甲亭官兵分地就食，按其势力大小分管土地、人丁和赋税，于是演变为军事、行政合而为一的地方组织。亭是基层单位，有大亭、小亭、半亭之分，大亭辖数寨或数十寨，小亭辖一寨或二三寨，人口、赋税不足一亭的则称半亭，略高于半亭的称为大半亭，略低于半亭的称为小半亭。往后，有些较大的亭分为两亭或三亭，遂有上、中、下亭之名。因为这种制度的基础是亭，而亭的首领称为亭目，所以习惯上把它称为“亭目制度”。
亭目制度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以甲亭为统治机构。黔西南布依族地区，是广西泗城府和西隆州岑氏土司的领地，岑氏将其旁系亲属和部将分往各地驻扎，控扼要害地点，建立甲亭组织，实行土目分治。在贵州，泗城府所属上江、长坝、罗斛、桑郎等十六甲及西隆州所属罗烦、册亨等四甲均为王、黄两姓统治。王初一支控制桑郎、昂武、上隆、床井四甲，共辖24个亭，王旦一支控制下江四甲，共辖33个亭，而其余八甲并数十亭则属黄姓。甲亭是分兵驻守、就地屯戍的结果，兼有组织武装、征收赋税、维持治安、管理诉讼等职责，是一个军事行政合一的组织，因而甲亭的头目，既是军事长官，又是行政长官。在这里，王、黄两姓的家族统治是通过甲亭组织来实现的，宗法关系起支配作用，而甲亭组织又使家族的统治合法化，互为表里。甲亭组织是自上而下分化形成的，而不是由下而上联合而成，它是土司“分土而治”的结果，而不是村寨自然联合的产物，它凌驾于村寨之上，具有十分明显的征服痕迹。
亭目制度的根基在农村公社。壮族和布依族都是农业民族，很早就掌握了水稻栽培技术，并以水田为中心建立起若干村寨，依山傍水而居。由于平坝与山岭交错，往往形成村寨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的格局。这些村寨得天独厚，环境优美，出产丰富，柴近水便，衣食不缺，人们可以“自耕自食，自织自衣”，基本生活无求于外，在这个“世外桃源”中怡然自乐。各村寨都有自然形成的“寨老”、“乡约”或“把事”，有自定的乡规民约，大家都心安理得地过着“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道不拾遗，狗不吠道”的生活。村寨间的界线是严格的，外人不得擅自进入放牧、砍树或开荒。但寨内的土地人们可以量力而耕，按口分田，长期沿用“八围制”。所谓“八围”，就是将村寨土地分为8份，每份又分8丫，然后按各姓氏人口多寡分配，再后由各姓“按口佃耕”。然而，正是“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是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
亭目制度确立后，情况起了新的变化。首先，通过甲亭组织把各自分散的村寨联合起来，在军事、政治力量的控制之下，所有村寨都被纳入土官统治的轨道，统一归泗城府岑氏土司所管；其次，村寨既然已属土司所管，当然就有权向人民征收赋税和徭役。于是，甲亭便成为划分负担的单位，以土地广狭、人丁多寡而定为一亭、半亭、大半亭和小半亭，规定“每亭纳丁银若干，秋粮若干”，再把它分摊下去，每个村寨都成了集体负担户；再其次，土官为了有效地统治各寨，将寨老委为“乡约”、“把事”，为之统治地方和征收赋役，于是，寨老便成为甲亭与村寨的连接点，具有对上代表村社、对下代表甲亭的双重性质。总之，甲亭的设置，在政治上把村社联合起来，在经济上把村社变成集体负担单位，在组织上把所有的人纳入行政系统，从而对封建领主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对整个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推行亭目制度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在人与人之间划出了一条等级森严的界线，明显地分为“布赛”和“布维”两个等级。在亭目地区，等级和阶级的划分大体上是一致的，统治者称为“布赛”(意为官家)，被统治者称为“布维”或“勒维”、“独维”(意为百姓或奴仆)，实际上就是“土官”和“土民”两大部分。土官包括泗城府和西隆州的岑氏土司和他属下的土目，土目有三种：一种是土府，土州的佐贰官吏如土同知、土通判、土判官之类；一种是甲首、亭目；还有一种是甲亭的总把事、老总头，前者是有封号，而后二者是土司自立的。土民可细分为把事、马排、魔公、粮庄百姓、夫差私庄百姓和奴婢7种等第，把事即村寨头人，马排是甲亭首领的亲兵，魔公是专司祭祀的人，粮庄百姓是耕份地而纳粮的村社成员，夫差是前来投庄而专为官家服役的外来户，私庄百姓是指集体投靠亭目的外族，而奴婢是土官、土目的家奴。“布赛”与“布维”间存在主仆关系，界限不容相混，无论在称谓上、穿着上、住房上、礼仪上都截然分开，而且彼此绝对不能通婚，实行严格的等级内婚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