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碑的规定称为“石碑律”，它的制定和执行，都必须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因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在瑶麓，根据居住状况和人口多少，分为两“排”，韦、欧、莫三姓为一排，覃、卢、常三姓又为一排。家族长称为mel５５dlio５５，与“伯妈”同为一词。因为韦、覃两姓人多势大，居住时间最长，所以，排的头人
事实上就是韦、覃两姓的家族长。两排联合起来，公推一个总头人，称为bu５３dlio３１，与“伯伯”同是一词。这里隐含着由母系演化为父系的过程，也表现出由血缘向地缘的发展。石碑组织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它是权力机构，但又不是国家政权，因为，在当地人的心目中，石碑头人是至高无上的，有事诉诸头人而不告于官府，但他们都是自然领袖，既不是官府委派又不存在世袭，其地位高低和任免都取决于人们对他的信任程度，没有个人特权；第二，石碑既是行政组织，同时又是军事组织，平时负责组织生产、祭祀和解决纠纷，遇有战事便由头人“起石碑”，号召大家一致奋起，所有男子争先恐后，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旅进旅退都听从头人指挥；第三，它虽然以家族组织为基本细胞，但却是地域性的联合组织，具体到瑶麓来讲，实际上又是青裤瑶这一支系的统一组织形式。
这种制度的标志就是“石碑”，建立石碑组织谓之“立石碑”，开石碑会议谓之“会石碑”，确定石碑条款谓之“埋石碑”，违反石碑条规谓之“犯石碑”，执行石碑规定谓之“起石碑”。总之，一切都以石碑为中心，以“石碑律”为准绳。石碑律是通过民主程序形成的，每当有重大问题需要决定，便由总头人出面，召集各家族头人和长老，会盟于“议事坪”上，经过反复协商，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订出条款，然后召集全体成员，当众宣布，如无异议便成定论，具有民主性质。
石碑律的施行，只局限于某一地区，即参加石碑组织的家族和村寨，对石碑组织以外的人不发生任何作用，譬如瑶麓的石碑律只在青裤瑶中发挥作用，对白裤瑶或长袍瑶毫无约束。但是，石碑上铭刻的条文，决非戏言或空话，一条一款对人们的言行都有极大约束力，包括道德品质、立身行事、人际关系、婚姻缔结、财产关系等等，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法规，有崇高的权威性。据了解，瑶麓在历史上曾立过六次石碑，现将已知的四通作如下介绍，以见一斑。
青裤瑶早已实行一夫一妻制，但通婚范围极其狭窄，实行“四不通婚”的原则，即不准与外族通婚，不准与其他支系通婚，同宗共祖的不能通婚，姨表兄妹不能通婚。不但如此，还有两条特殊规定，一是“七牛婚姻制”，一是“十年赔育制”。青裤瑶盛行姑舅表婚，姑母之女一定要嫁给舅父之子，否则就必须纳牛以赎取女子外嫁的权利，纳牛的数目决不能低于7头，故称“七牛婚姻制”。为了保证家庭的稳定和家族的延续，对离婚改嫁作了严格限制：女子离婚改嫁后，第二个丈夫必须恭请前夫家族饱餐一顿，称为“吃育”，一直要延续10年之久，故称为“十年赔育制”。这两种制度给社会带来了严重后果，致使人口锐减、家庭破产、生产陷于停顿，在这种情况下，姚姓首先提出抗议，于是总头人召集众头人磋商，遂于同治二年(1863年)破除旧习，另立新规，刻于石上。此碑共有七条，旨在废除“七牛婚姻”，娶外甥女为媳的反而罚牛8只，并放宽寡妇改嫁的限制，只须用牛二头和三五百文钱即可与寡妇成婚。
到了民国年间，有人竟敢违反“同宗共祖不能通婚”的原则，暗自通奸，激起了瑶麓人民的愤怒，于是在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7月立下石碑，予以严惩，以示警戒。碑文如下：“盖闻我瑶麓风俗习惯，自古以来，覃姓与卢姓系同宗共祖，不通婚，乃有卢金贵先暗与覃姓之女通奸，后又娶为妻室，查与地方规律，有坏伦纪。经地方众老等议定，立碑革除，条例如下：一，不准卢金贵与瑶族即卢、覃、欧、莫、姚、常、韦各姓互相工作；二，不准交借用具；三，不准与亲戚房族往来；四，不准其子女与本瑶族通婚；五，办理婚丧喜事，不准参加；六，如有违反本规律者，罚洋七百二十毫，猪一百二十斤，酒米供全瑶族尽量饮食，不准拿回；七，今后有人败坏伦纪者，按照地方规律赔梆，否则亦照章立碑革除。恐后无凭，立碑切记。”
有两通石碑今已不存，另有两通是有关经济的。其中一通的碑文载：“立款单人韦，为祖上遗留田业、山场、地土，连年以来，近有不法之徒，进山伐木，败坏偷盗，田山禾谷地内粮食、棉花各物等次，屡遭偷害。众等约齐谪议各款勒刻，若挈获贼盗，不拘轻重，鸣知还款，照例重罚，不许私合私放，如有钱卖十六元正。今恐不凭，立此款单为照，凭地方乡长、头人□□□。”文虽不全，但中心意思却是很明确的，就是“挈获贼盗，不拘轻重，鸣知还款，照例重罚”，目的是在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另一碑文立于民国九年(1920年)，它是荔波县长杨健重申前清关于瑶麓赋税比值的规定，并颁布了县政府关于减免瑶麓棉花税的命令。碑文称：“瑶庆里瑶六团民，人稠地瘠，丁粮过重，于前清前任杨，瑶民具禀，恳求以示体恤，正拟酌减，每两只准收市钱两千伍百文上纳，永不加征，通报有寨，不准格外需索。至于棉花一种，奉杨令，一律从今减免，勒石以存永远。”
从以上碑文可以看出，它固然有“习惯法”的意义，但更多的是盟约、法规或告示的成分，原始的民主方式虽然延续下来，但石碑的内容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改变[1]。
注解：
[1]柏果成、史继忠、石海波：《贵州瑶族》，贵州民族出版社，1990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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