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瑶族尚处在原始社会时期，周围的民族已进入封建社会，明弘治年间，在荔波置方村、蒙村、穷来三巡检司，由蒙、皮、雷三土司分管，隶属于广西庆远府河池州。自此以后，瑶族的土地事实上成为土司所有，而瑶山的白裤瑶和瑶麓的青裤瑶都沦为集体农奴，被迫向土司服役、纳贡，从而成为封建领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
，原始社会与封建社会建立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之上，两者间有着天壤之别，尽管它被封建的外壳所包裹，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并未立即消失，封建化过程还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方能完成，于是出现了一种“包夹”现象。所谓“包夹”，就是在封建统治之下，还存在着一些原始社会的群体，这个群体与土司之间建立了某种封建关系，但自身却保留着某些原始社会的特征，换句话说，封建社会已经将它吞噬，改变了社会发展的轨道，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它的社会根基，出现一种“食而不化”的现象，瑶山和瑶麓便是如此。在瑶山，以父系血缘关系结合而成的“油锅”组织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瑶老制”。而在瑶麓，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石碑制”，它带有浓厚的原始民主色彩，是一种地域性的军事、行政联合组织。
住在荔波瑶山的白裤瑶，在历史上普遍以家族为单位，建立起一种社会组织，瑶语称为“破卜”，汉语译为“油锅”，意为“同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人”。“油锅”组织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它是一个父系家族组成的血缘公社，所有的成员都是同出于一个父系祖先的亲属，因为最初是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所以称为“同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人”，按照氏族外婚的原则，同一“油锅”的人是绝对不能通婚的；第二，每个“油锅”组织，都有一个瑶语的专有名称，例如：谢姓称do５５nεη１３tsa５５，何姓称do５５nεn3３d５５，黎、韦二姓均称do５５lai５５，这里的do５５含有“男人”的意思，而各“油锅”的专称则是祖先的名字，黎、韦二姓同出一个祖先，所以名称相同，至于汉姓则是后来取的；第三，同一“油锅”的人，都是聚族而居，随群迁徙，这与他们原先的狩猎经济和游耕农业有密切关系，同一血统的人生活在一个集体之中，不断游动、迁徙，也在一段时期内暂时停留在某一地区；第四，“油锅”组织均有头人、猎首和鬼师，头人就是家族长，对内组织生产、调解纠纷、执行习惯法、主持婚丧大事，对外则是“油锅”的当然代表，猎首必须是深知野兽出没规律、熟悉周围地理环境，且有高明狩猎技巧的人，而鬼师(巫师)则负责祭祀、送鬼、驱邪、消灾、弭祸、占卜及神明裁判；第五，每个“油锅”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凡属同一“油锅”的人都崇拜它，不敢轻易冒犯，而且每年都要击木鼓、敲铜鼓祭祀；第六，同一“油锅”的成员死后都安葬在一起，早先实行岩洞葬，“藏固深密，人莫知其处”，后来虽改为土葬，亦有公共墓地。
因为白裤瑶不与其他民族和瑶族的其他支系通婚，又不允许同一“油锅”的人缔结婚姻关系，所以，婚姻关系只存在于“油锅”之间，于是，整个白裤瑶便结合而为一个婚姻血缘集团，从纵向看，它无非是若干按父系血统构成的家族；从横向看，则是许多互通婚姻的集团。小而言之，每个“油锅”都是一个外婚集团；大而言之，整个白裤瑶则是一个内婚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关系密切的便结合在一起，建立“排”的组织，如像广东的“八排瑶”一样。“排”实际上是几个“油锅”的联合，从“油锅”的头人中公推一个首领，遇事与大家商量。过去，在瑶山共有三排，于是又在排之上产生一个总头人，称为“大王”，实际上是部落酋长。这些自然领袖，皆称“瑶老”，他们按照习惯法实行“风俗统治”，自治性极强，称为“瑶老制”。
“油锅”组织和“瑶老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土地公有制，它以家族或大家庭集体临时占有的形式出现，实行“公有私耕”。土地公有制之所以长期延续下来，原因之一，是因为瑶山地广人稀，有大量荒地可供开垦，土地不足为贵，没有进行买卖、典当的必要；原因之二，是白裤瑶盛行刀耕火种，没有固定耕地，更没有水田，耕地不断更换，随开随弃，因而人们对土地私有的欲望非常淡漠；原因之三，是在封建领主制下失去了土地所有权，没有发展土地私有制的基础；原因之四，是白裤瑶的生产水平极低，剩余劳动很少，而封建统治者又敲骨吸髓，肆意掠夺，私有财产很难积累，从而阻止了内部的阶级分化，因而始终处于赤贫状态，直到解放前夕，贫富差别仍不明显。
在“瑶老制”下，习惯法是维系白裤瑶社会的精神支柱，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础法规，是维护人们平等关系的重要法宝，也是人们立身行事的基本准则。瑶山的习惯法是不成文的，约定俗成，但谁也不敢违反，若有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谁就会被人们遗弃，因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习惯法的执行，主要是通过瑶老、家长的讲解，世代相沿，形成一种习惯势力，并通过具体事件的处理使大家引以为戒，不敢轻易触犯。
瑶山的习惯法比较简单，主要是关于婚姻、斗殴、盗窃方面的惩处，很少带有阶级色彩和封建意识，具有很大的朴素性。对违反习惯法的人，处理方法也较简单，一般是由头人出面仲裁，充分说理，循循善诱，必要时采用神明裁判的方法，或诅咒，或捞油锅，失理者惩以清酒赔礼，只有对那些罪大恶极、屡教不改的人才施以极刑，或丢山洞，或开除族籍，但这是极少见的，人们大都能自觉遵守。所以，在瑶山很难见到人们争吵殴斗，也少有人盗窃他人财物，可谓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谷仓可以建在村外，出门不必锁门，颇有上古遗风。
其实，瑶麓距瑶山不过数十里，但那里的社会组织却与瑶山有所不同，它和广西大瑶山相似，也实行“石碑制”。瑶麓和瑶山不同，它方圆不过4平方公里，而聚集了两百多户人家，在地少人稠的情况下，人们不可能像瑶山那样随处开荒，而只能定居下来聚为村落。住在这里的青裤瑶，虽然也按血统亲疏分为6个家族，彼此间有婚姻关系，而且也同样是不与外族或瑶族其他支系通婚，但地缘关系在这里上升到主要地位，因为几个家族住在一起，如果没有统一的组织，势必各行其是，互相矛盾和干扰，为了管理好这个小社会，保护他们共同的利益，有必要把各家族的头人集合起来，议定一些大家都必须遵守的法规并把它刻在石碑上，表示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不允许任何人肆意破坏。尽管这里也实行“风俗统治”，但它已不是原始的习惯法，因为，它的内容已超出“习惯”的范围，有许多条款是根据当时当地社会的需要而制订的法规，有相当一部分具有盟约的性质，并用成文法的形式公布施行，有着极大的强制性。当然，石碑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但它决不是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是公众利益的产物，任何人都无权更改它、推翻它，必须无条件执行，故有“石碑大过天”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