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距今180万年的“元谋人”算起，那么，旧石器时代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岁月，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才进入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相比，新石器时代的时间就显得相当短促，在我国，大约只有六七千年的历史，一般在公元前3
500年便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然而，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决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
事情，也不可能有一个截然划分的界碑，其间必然有一段过渡时期。在欧洲，一般把介乎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新石器时代早期之间的这一发展阶段，称为“中石器时代”。但在我国，类似于欧洲的中石器时代遗址至今发掘不多，只把它看做是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比较重要的遗址，有河南许昌的灵井、陕西大荔的沙苑、山西怀仁的鹅毛口、山东滕县的北辛、河北武安的磁山、河南新郑的裴李岗、陕西华县的老官台、浙江余姚的河姆渡及桐乡的罗家角等。在贵州没有发现这样的遗址，安龙观音洞遗址仿佛是由旧石器时代逐渐过渡到新石器时代，其间并无间隔。其他如平坝飞虎山，也不知是旧石器与新石器延续还是两种文化叠压，抑或是地层被扰乱了。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在贵州，叠压或延续的可能性较大，这可能是一个特点。
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在工具制造上有了显著改进，磨制石器显著增多，又增加了许多石器类型，制造工艺改良，终于引起了飞跃，从而导致一场“新石器革命”。在新石器时代，农业生产发展起来，人们渐渐定居，开始有了家畜饲养，发明了陶器和人工纺织，工具适应社会的需要而趋向专业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因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遗物遍布全国各地，从东北到西南，从海滨到高原。这一时期，区域性文化的特征逐渐显露，形成了许多文化系统，著名的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等等。然而，在西南地区，虽然发掘了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遗物，但却没有形成驰名全国的文化系统，显得有些逊色。至于贵州，正式发掘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仅平坝飞虎山一处，仿佛旧石器时代的辉煌已经过去，新石器时代的光泽有些暗淡。不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在贵州省内二十多个县市，采集到的新石器遗物颇多，有石斧、石锛、石凿、刮削器、石镞、石矛、石纺轮等等，从分布面看，这一时期人类的活动范围显然又扩大了。对于这种现象，人们感到困惑不解，于是提出许多假说。有人假定原先住在贵州的人类离去了，但这种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客观上还留下许多遗物。若是认为新石器时代距今较近，人为干扰太多，遗址多被破坏，但中原地区的人烟更稠密，为何又能保存许多遗址呢?从现有材料来看，倒仿佛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衰落了。衰落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进入农村社会以后，崇山峻岭的自然环境，远不如土地平旷而又有灌溉之利的黄河流域，也不如水乡泽国的长江中下游，这种推想是否有理，还有待考古发掘去作回答。
平坝飞虎山遗址的上层为新石器时代，而在它的下面，叠压着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先从旧石器讲起，这里出土了石核、石片、石器共532件，石核和石片的制造既有锤击法也有锐棱砸击法，石核石器15件，石片石器111件，器形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盘状器、斧形器等，另有骨锥57件，骨铲20件，角器两件。显然，石器中增加了盘状器和斧形器两种类型，骨器使用较多，这都为转入新石器时代作了准备。在新石器时代遗物中，有27件磨光石器，器形为石锛、石斧、石纺轮、石箭头、石臼、石刮刀、磨石，还有磨光骨器、陶纺轮及千余件陶片，磨光石器和磨光骨器，表明在技术上有了长足进展，突破了打制石器的框框。石锛、石斧的出现，有条件进行砍伐，为原始农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箭镞是“野蛮时代”的重大发明，有了弓箭以后，便可在较远的距离捕杀野兽，扩大狩猎活动范围，并为饲养动物提供有利条件。陶器的出现，说明人们渐渐定居下来，石臼和石磨便是适应这种定居生活的需要。石纺轮和陶纺轮，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这一时期已经有纺织了。
无胡铜戈(贵州普安铜鼓山
战国)其实，贵州含有新石器的遗址是很多的，但有的遗址往往因地层扰乱，不能划分新旧石器的界线。如广顺神仙洞、安龙菩萨洞、桐梓马鞍山等。有些遗址又可能涉及铜石并用时代或青铜时代，如毕节青场瓦窑遗址、普安铜鼓山遗址等。不过，从这些地方出土的新石器遗物，大体可以看出贵州石器文化的演进。在毕节青场瓦窑遗址中，出土了63件新石器，其中，有石斧4件，石锛12件，石凿4件，石刀7件，刮削器1件，石铲8件，石锄25件，半成品2件。这些石器，大都是先打制后磨制，有的磨得很精细，工具的专用性相当明显，而且同一类型往往有几种式样。例如：石斧分二式，石锛分五式，有段石锛分二式，石凿分三式，石刀分三式，石铲分三式，石锄分四式。在这些石器中，有华南和东南沿海常见的有段石锛，“Ⅲ”式磨制石铲与洛阳涧西出土的“八”字形石
相似，网坠与澜沧江流域出土的“八”字形网坠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