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期智人”的化石中，最有价值的是“穿洞人”，它对于研究南方古人类提供了丰富的材料。1979年，南京大学在普定穿洞进行试掘时，发现了一具较完整的头骨化石，头颅硕大，似卵圆形，眉脊清楚，乳突粗大，眶缘仅保留上部，顶结节不明显，冠状缝外侧两端为简单锯齿形，矢状缝前部明显，人字缝清晰，枕部有隆凸，眉
弓较发育，眉间隆凸甚微。1981年又发现一具头骨化石，头骨表面光滑，内壁较薄，冠状缝、矢状缝和人字缝均未愈合，应为一青年个体。在这里还发现了上颌骨1个、下颌骨3个、桡骨1件，胫骨1件，单个牙齿16枚，分别属于5个不同个体。“穿洞人”具有颅骨较大而前突、鼻骨低而宽、鼻梁稍凹、鼻前棘小等特征，且门齿呈铲形，从体质特征上看，应属于蒙古人种，但属南亚系或远东系尚待研究[6]。
“穿洞人”头骨化石(旧石器晚期)属于“晚期智人”的化石在贵州发现不少。在兴义猫猫洞，发现了下颌骨化石4个，股骨化石3段，分别属于小孩、青年、老年3个个体，命名为“兴义人”。在桐梓马鞍山，发现下颌骨化石一段上附牙齿3枚，命名为“马鞍山人”。在六枝桃花洞，发现左侧股骨化石一段，命名为“桃花洞人”。在普定的岩脚洞，发现幼年个体的左上第一乳齿和门齿化石各1枚，另有青年人体的锁骨化石1件，命名为“白岩脚洞人”。在长顺青龙洞，发现头骨化石一件，命名为“青龙洞人”。在安龙福洞，发现人类头骨和上颌骨化石，命名为“福洞人”。在安龙观音洞，发现人类化石13件，包括头骨、股骨、肱骨和单个牙齿，命名为“安龙观音洞人”。
云贵高原可能是人类起源的摇篮之一，这与它的地理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在人类形成和发展的初期，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是很重要和很明显的。首先，云贵高原处在青藏高原向东南低山丘陵的过渡地带，海拔在2
000米～1
000米之间，而纬度在北纬21°～29°之间，这种“海拔高、纬度低”的特点，使大部分地区处于温湿季风区和亚热带气候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最适宜人类生存，特别是对那些对自然依赖较大的古人类来说，可谓是得天独厚，因此，从猿到人的发展阶段在这里完成是有充分条件的；其次，云贵高原是典型的“山国”，地形复杂多样，有高原、山原、高山、中山、低山和丘陵，还有星罗棋布的山间盆地与河谷平原，适宜多种动植物生长，且往往呈垂直分布，堪称“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这对于以采集、狩猎、捕鱼和以原始农业为生的古人类，无疑提供了一个优越的自然环境。这种特殊的地形地貌，还有一点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就是在冰川期和间冰期，有若干地方没有受到冰川的侵袭，因而留下了许多珍稀植物和珍稀动物，也使相当一部分古人类能够幸存下来；其三，云贵高原是一个岩溶地貌发育的地区，有许多天然洞穴可供古人类栖息，这些洞穴便成了人类形成和发展的摇篮。再说，云贵高原石灰岩的出露面积很广，石料极其丰富，这对于以石器制造为主的古人类又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凡此种种，说明云贵高原成为人类起源的摇篮决非偶然，在这里出现“古猿”，又在这里发展为“直立人”和“智人”，完全是情理中的事情。贵州是云贵高原的一部分，在贵州发现了这样许许多多的古人类化石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贵州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使我们找到了贵州文化的源头，至少在距今24万年以前，就开始有了贵州文化，它源远流长，起始的时间大致与中原地区差不多，在南方无论如何是比较早的。如果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贵州在旧石器时代，包括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中期和晚期，都曾经有过许多辉煌，这些辉煌将在以下各节中一一展现出来，说明贵州远古决非“不毛之地”，而是从“史前时代”起就有了悠久的文化。
注解：
[1]林耀华：《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并见杜耀西、黎家芳、宋兆麟：《中国原始社会史》，文化出版社，1983年版。
[2]理查德·利基著，吴汝康、吴新智、林圣龙译《人类的起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
[3]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吴茂霖、王令红、张银运、张森水：《贵州桐梓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1期)。
[6]吴茂霖、曹泽田：《贵州首次发现的古人类头骨化石》(载《贵州师院学报》，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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