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类学家们持有不同意见，对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提出许多质疑，但大多数都认为猿和人有共同的远祖，谁也无法拒绝承认这个事实。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一般把人类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猿人”、“古人”和“新人”。可是，近三十多年越来越多的发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打破了陈旧的观念，在深化
认识的基础上，确立了两条划分人类体质发展阶段的标准，一条是直立行走，另一条是智力的发展，从而把人类进化过程分为“古猿”、“直立人”和“智人”三个阶段。“古猿”是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是正在形成中的人，他们生存在距今4
000万年到300万年之间。真正形成人是从直立行走开始的，按其体质特征和进化程度，分为“早期直立人”和“晚期直立人”，生活在距今400万年到20万年之间。在此以后，人类的脑量逐渐接近现代人，进入了“智人”阶段。“智人”亦分早晚两期，“早期智人”生活在距今20万年到5万年之间，“晚期智人”生活在距今5万年到1万年之间[1]。
在5世纪的前半叶，人们惟一知道的古人类化石是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于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便高唱“人种西来说”，仿佛世界上的人都是从西方传来的。1871年，达尔文出版了一本名叫《人类的由来》的书，不但表述了他的“进化论”观点，还预言非洲可能是人类的诞生地，但他的意见却遭到普遍反对，人们根本不相信高贵的人竟会产生于落后的“黑非洲”。可是，达尔文的预言并没有全错，1924年终于在南非阿扎尼亚的汤恩地方发现了类人猿化石，但仍因人们的偏见不予承认。一直到了20世纪40年代，在南非发现了七十多个古人类化石，被命名为“南方古猿”，才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不过，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地在非洲“而不是其他地方”的论断未免太绝对了，1932年终于在印度、巴基斯坦北部边界的西瓦立克山发现了古人类化石，定名为“腊玛古猿”，证明亚洲也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2]。“北京猿人”(现命名为“北京直立人”)的发现，把中国的历史向前延伸到几十万年以前，并彻底打破了“中国人种西来说”的误断，以后越来越多的新发现，证实了中国也是人类起源的摇篮之一。
根据人类学家们的研究，人类的起源可能是多元的，并非在某一特定地区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过程之后，再向世界各地扩散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古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奥斯朋就提出人类起源于亚洲高原的假说，以后人们开始注意到亚洲，注意到中国。在中国，发现了距今70万年到22万年的“北京人”，以后又发现了距今约100万年的“蓝田人”，1965年在云南又发现了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还发现了属于“古猿”阶段的“禄丰古猿”。这一系列的新发现，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我国的西南地区，贾兰坡先生在《中国大陆上远古居民》一书中这样写道：“我国西南广大地区，根据已有的线索，位于人类起源的范围之内。”在1994年出版的以白寿彝为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中国是人类起源的摇篮吗?”回答是这样的：“要探索人类的起源，非洲和亚洲是最有希望的地区，其中也包括中国在内。因此有人提出中国(特别是中国西南地区)是人类起源的摇篮之一，并不是没有一些道理的[3]。”
云贵高原可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这是有大量事实根据的。在云南的开远和禄丰等地，一再发现“古猿”化石，经鉴定，认为是“西瓦古猿”的一支，这与印度、巴基斯坦北部边境西瓦立克山的发现是有密切联系的。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人类，属于“早期直立人”阶段[4]。贵州虽然没有发现“古猿”和“早期直立人”，但“观音洞文化”告诉我们，至少在二十多万年以前，在贵州高原上就有人类居住、活动，否则不可能有如此丰富的文化遗迹。按其年代，这一时期的人当是“晚期直立人”。从1971年开始，在贵州陆续发现了古人类化石，有属于“晚期直立人”的“桐梓人”，有属于“早期智人”的“水城人”和“大洞人”，属于“晚期智人”的有“兴义人”、“穿洞人”、“马鞍山人”、“桃花洞人”、“白岩脚洞人”、“青龙洞人”、“福洞人”和“安龙观音洞人”等等。在云南，则有属于“晚期智人”的“丽江人”、“西畴人”和“昆明人”。人类产生和进化的线索在云贵高原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从“古猿”到“直立人”，从“早期直立人”到“晚期直立人”，从“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在这里都有发现，构成了一个从猿到人的发展系列，中间并无缺环。
在贵州境内，古人类分布的密集程度，在国内是罕见的。迄今为止，已发现11处古人类遗址。在六盘水市，发现了六枝“桃花洞人”、盘县“大洞人”和水城硝灰洞的“水城人”。在桐梓县，除了“桐梓人”而外，还有“马鞍山人”。在普定县，有“穿洞人”和“白岩脚洞人”。在安龙县，有“福洞人”和“安龙观音洞人”。
晚期直立人在云南没有发现，在贵州却发现了，填补了云贵高原上的这一空白。1972年，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桐梓岩灰洞第一次发现贵州的古人类化石，获得了一枚门齿化石和一枚前臼齿化石，经鉴定，这两枚牙齿与“北京人”较为接近，定名为“桐梓人”。以后又陆续发现五枚牙齿化石，分别代表老年、青年、少年和幼年几个不同个体，结合地层及出土的动物化石，其中有古爪哇豺、大熊猫化石、最后鬣狗、东方剑齿象、巨
、中国犀等绝灭的物种化石，处在更新世中期，以此认为“桐梓人”应属“晚期直立人”。在云南未发现“早期智人”，而贵州却发现了“水城人”和“大洞人”。1973年，在水城硝灰洞发现了一枚老年男性个体的左上犬齿化石，比“北京人”男性同类牙齿稍小，比“柳江人”和“山顶洞人”为大，结合地层及出土的哺乳动物绝灭物种化石，命名为“水城人”，属于“早期智人”阶段[5]。1992年，又在盘县大洞发现4枚人类牙齿化石，经鉴定为“早期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