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歌善舞的民族，在制作乐器方面，自然也很精到。芦笙是很古老的乐器，《北史·僚传》有“用竹为簧，群聚鼓之，以为音节”的记载，《宋史》上记有芦笙在京师演奏的情况，陆游《老学庵笔记》中有这样一段描写：“醉则男女聚而踏歌，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在前导之。”足见芦笙起源很早。关
于芦笙的制作，《黔书》说：“其笙，载芦为管者六，通其节而栉比乏。长者四尺，以次杀短至三尺，参差若羽窍。短者孔六以达于长，以指扪之，而又截竹径尺，衡管于六管之，衔而吹之，一呼一吸，声若驾鹅之嘹叹……长管之上冒以匏，短管之中置以簧，簧用响铜为之，恒用火炙。”
铜鼓的制造乃是千古之谜，但贵州发掘出战国时的鼓改装铜釜和西汉时的竞渡纹铜鼓，又在宋墓中出土“遵义型”铜鼓，在明墓中出土“麻江型”铜鼓，提供了一条发展线索，拟在“铜鼓文化”一节中详述。木鼓也很古老，它以整段巨木挖空，蒙以牛皮，苗瑶常用于祭祀。此外，还有莽筒、琵琶、牛腿琴、箫笛等等，都是民间制造的乐器。
自明代以后，大量匠户随军进入贵州，聚于城镇，散于乡村，有力地推动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匠户包括泥水匠、木匠、石匠、铁匠、铜匠、金银匠、织匠、染匠、裁缝、厨师及百业工匠，他们专事手工业生产，世代承袭，技术精专，是传授和推广中原手工业技术的重要力量。明代进入的匠户，有“住坐”与“输班”两种，住坐之匠每月至官府服役20日，输班之匠则自营生计而交纳班银，当时，官府设有宝泉局、军器局、织造局、染造局、金场局、银场局、水银朱砂局和冶铁所，而工匠为了谋生和交纳班银，于是开设手工作坊，这就为手工业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清代又进入大批“手艺佣工客民”，他们大多住在城镇，或以会馆相联系，或以行会相集合，又进一步推动手工业发展，所以，自清代中叶以后，贵州出了一批名优产品，如茅台酒、玉屏箫、思州砚台、大定漆器、遵义丝绸等等。
明、清两代，铸造业兴盛起来。在赫章古达地方，出土了一件明代贵州都司所属永宁卫制造的铜碗口炮，这是洪武年间的产品，当是贵州铸造火器的开端。成化五年(1469年)，在贵阳铸造了一口重三千余斤的大铜钟，悬于省城大兴寺内，它标明铸铜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无独有偶，在贵州宣慰司所辖水西地方，在成化年间又铸了一口大铜钟，其上有彝文和汉文，工匠93人，有彝有汉，这是彝汉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水西还有一口正德年间铸造的铁钟，是土司安疆臣、安贵荣时铸造的，足见铸造技术在少数民族地区有较大发展。现贵州省博物馆珍藏有两件明代制造的金银器，一件是九凤三龙嵌宝石金冠，另一件是有纪年的划花银盆。工艺都很精致。铸钱是一种精细的工艺，现已发现永历王朝在贵州铸造的“永历通宝”铜钱、大西军在贵州铸造的“兴朝通宝”铜钱，清代在贵阳、大定设有宝黔局，铸有“咸丰重宝当十”铜钱，光绪年间贵阳尚节堂和贵州官钱局均铸有银锭。
明、清两代还发展起许多手工业，值得一提的有造纸、印刷、瓷器、制糖等。适应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纸张需求日益增大，于是在嘉靖年间，贵州巡抚刘大直便募江浙纸匠在贵阳制造各色纸张，以后，平越卫、龙里卫、安庄卫、都匀府均有造纸作坊，盘县老厂至今还保存着古老的造纸工艺。明清时期贵州所产的纸质很好，《黔书》说，“石阡纸极光厚，可临帖”。《滇海虞衡志》说：“纸出大理，而禄劝亦出，然不及黔纸之多且佳，故省城用黔纸。”可见，贵州造纸业曾兴盛一时。现贵阳市珍藏有一本永历十二年(1658年)贵阳刊刻的《语嵩和尚语录》，说明在明末贵州已有雕版印刷。自清以来，刻书更盛，如康熙贵阳刻本《黔灵山志》、《瞿脉禅师语录》、(康熙)《贵州通志》以及洪亮吉的《附鲒轩诗》、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犹法贤的《黔史》、张澍的《续黔书》、郑珍的《巢经巢遗文》等，均是贵阳所刻。
贵州的陶器出现很早，秦汉之际即有刻画符号陶器、陶制水稻田模型、陶猪、陶羊、陶公鸡等，到了明代，镇远府生产瓷器，普安州有黑、白二窑，今博物馆尚存万历“黔府”青花大瓷罐一件，说明瓷器烧造在明代兴起。明代又兴起了制糖业，在普安等地主要是熬制蔗糖，毕节等地则以甜菜制糖，而贵阳府出产“饴糖”。
贵州的手工业还有许多，这里仅举其要略加以说明，不免挂一漏十。另外，有许多重要的手工艺如织锦、蜡染、刺绣、银饰、漆器、铜鼓以及酿酒等，为了写得突出一些，将在有关章节中进行专论，此处就不赘述了[1]。
注解：
[1]《贵州民族地区开发史专论》传统工矿业与近代工业的开发，并见林兴黔《贵州工业发展史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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