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以后，见诸记录的文章以三国时永昌大姓吕凯答复雍闿的信较为著名，也是南中文学流传到现在较长的一篇。三国时，南中也是蜀汉和孙吴政权争夺的一个重要地区，南中大姓各自寻找政治势力，形成了投蜀与投吴两派。益州大姓雍闿投靠孙吴，杀死蜀汉的益州太守正昂，联
合大姓孟获共同反蜀。都护李严致信雍闿，解说利害，劝他投降。李严的信六纸，雍闿但答一纸，说：“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并没理会李严的劝降。而此时只有永昌大姓吕凯拥护蜀汉政权，与雍闿等大姓形成对立，孙吴遥任雍闿为永昌太守，几次给永昌写信，永昌大姓吕凯与之志趣不同，复信曰：“天降丧乱，奸雄乘衅，天下切齿，万国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脑涂地，以除国难。伏惟将军世受汉恩，以为当躬聚党众，率先启行，上以报国家，下不负先人，书功竹帛，遗名千载。何期臣仆吴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陨于苍梧，书籍嘉之，流声无穷。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龙兴，海内望风，宰臣聪睿，自天降康。而将军不睹盛衰之纪，成败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灭冰泮，将何所依附?囊者将军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窦融知兴，归志世祖，皆流名后叶，世歌其美。今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睹未萌，受遗托孤，翊赞季兴，与众无忌，录功忘瑕。将军若能幡然改图，易迹更步，古人不难追，鄙土何足宰哉!盖闻楚国不恭，齐桓是责，夫差僭号，晋人不长，况臣于非主，谁肯归之邪?窃惟古义，臣无越境之交，是以前后有来无往。重承告示，发愤忘食，故略陈所怀，惟将军察焉。”一封三百余字的复信，不但表达出吕凯忠诚于蜀汉政权的决心，而且以舜之德政，齐桓之美名相喻，陈词恳切，劝雍闿以大义为重，归附蜀汉正朔，不应臣仆吴越，背本趋末。行文跌荡，一气呵成，雍闿读罢此信，想必能心悦诚服。难怪方国瑜先生评价此文在汉魏辞章中，并不逊色。此外，朱提大姓李猛有两封信，当毛铣、李睿驱逐建宁太守杜俊，李猛响应，《南中志》载李猛给毛铣的信说：“昔鲁侯失道，季氏出之，天之爱民，君师所治；知足下追踵古人，见贤思齐，足下箕帚，枉惭吾郡。”于是李猛也驱逐朱提太守雍约，与毛铣、李睿合兵，众至数万，但被南夷校尉李毅把他们击败了。李猛见势不佳，投降李毅，《南中志》载他给李毅的信说：“生长遐荒，不达礼教，徒与李雄和光合势，虽不能营师五丈，略地渭滨；冀北断褒斜，东据永安，退考灵符，晋德长久，诚非狂夫所能干，辄表革面，归罪有司。”把起兵反抗的企图很直率地写出来，以至李毅认为他是心腹之患，被引诱处死。后来，李毅被地方势力围困在晋宁而死，他的属吏毛孟到洛阳求救，朝廷并不理会这件事情，《晋书·王逊传》载毛孟恳切陈词说：“君亡亲丧，幽闭穷城，万里诉哀，不垂愍救；既惭包婿无哭秦之感，又愧梁妻无崩城之验，存不若亡，乞赐臣死!”晋惠帝读罢此信，才任命王逊做宁州刺史，与毛孟一道回云南。书信在古代历史上不仅是传递消息的一种手段，许多书信也是抒发情感的重要方式，有的书信文笔之美令人慨叹，如南朝吴均的《与朱元思书》和唐代王维的《山中与裴迪秀才书》一样是流传千古的文学佳作。滇云汉晋时期的这几封信札，因和地方统治者与封建朝廷的争夺有关才被当时史籍所载并保留下来，我们所见文章风格偏于政论，文采尽管不如上述佳作，但依然成为我们今天了解汉晋云南文学概貌的重要材料。
注解：
[1]
张文勋主编：《滇文化与民族审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
关于《白狼王歌》，方国瑜先生认为是先有汉文而后对字译夷音，非出自白狼王之手。见《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第14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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